薛秋帆（右）和蔡騰芳（左）捧著蔡老先生夫婦的遺像追思。
薛秋帆夫婦（右）與蔡騰芳夫婦（左）在薛秋帆贈送的牡丹畫前留影。
蔡騰芳的孫子蔡振德（右）帶領薛秋帆（中）夫婦觀看當年躲難的住處。
中國臺灣網2月23日據“臺胞之家”網站消息 在兩岸分隔的一甲子歲月，演繹著多少的悲歡離合。海峽兩岸同是炎黃子孫，血管中同樣流淌著中華血脈，卻因為歷史變革而隔海數十年相望不能相見，在大陸或臺灣，又有多少人守護著徹夜難忘的憂思，思念著彼岸的親朋好友，夢想著能有朝一日再續前緣，述說當年的點點滴滴。
福建的薛秋帆老先生便是這其中的普通一員，他在1947年赴臺求學時遭遇“二二八”事件，在危急時刻幸得一位普通的臺灣同胞相助，得以躲過一劫。1949年薛秋帆返回大陸，此后便無法與恩人取得聯系，直到兩岸融冰，才得以在60年后重新踏上寶島的土地，尋找當年的恩人……
赴臺求學遭變亂
薛秋帆老先生是福建莆田人，1946年夏從廈門集美高商畢業后失業在家。1947年春節后，他準備赴臺灣升大學。3月1日到達臺南安平港，在安平鎮旅社住宿。
薛秋帆通過廣播機了解到“二二八”事件：臺北市查緝私煙人員開槍打死人，引起臺灣人民的激憤，臺北市民群起抗爭，起義人員包圍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圍攻臺北市軍、警、憲部門，占領銀行、廣播電臺，控制郵電、交通……他當時預感到大難臨頭，當晚徹夜未眠。3月2日上午，他找到臺南市一鄉親處借宿。鄉親告訴他，事態發展異常嚴重，建議他去臺中找堂哥。
3月3日清晨，薛秋帆在臺南火車站買了前往臺中的車票。當時站臺上人群擁擠不堪，一片混亂嘈雜，薛秋帆茫然不知所措。不久開來一列火車，他手提行李，拼盡全身力氣擠進車廂。一落坐，人們看他身著中山裝，是個“阿山仔”（大陸人），紛紛問他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
薛秋帆說他剛從廈門來，要去臺中找親人。乘客們你一言我一語，說起義人員占領臺中市，并南下嘉義市與“國軍仔”打得很厲害，這列火車不開臺中，只開到新營。許多人都勸他，往前走很危險，到新營或附近地方投親靠友，否則性命難保！薛秋帆舉目無親，心想不如盡快下車。正在這時，火車在一個車站停下來，車門被堵塞得水泄不通。薛秋帆央求對面座位的乘客把他的行李扔出去，他毫不猶豫地從車窗跳下去，剛站穩火車就開了。
臨危幸遇好心人
薛秋帆跳下的這個車站叫善化站。果斷的決定讓薛秋帆逃離了險境，但在這個陌生的車站，他卻無助地提著行李站在月臺上發呆，不知道該去哪里。漸漸地圍來很多人，有的目光兇惡可怕，有個青年人扯著他的衣襟，詰問：“你是不是作了壞事，要席卷潛逃？”有的問：“現在這么亂，你要去哪里？”“有沒有親友可以投靠？”
薛秋帆當時才19歲，從未見過這世面，嚇得渾身發抖。這時，有位約40歲的長者，用臺灣話問他：“你是福建人？知道泉州府嗎？”薛秋帆曾在閩南讀書，會講閩南話，就回答說：“我就是泉州人！”長者面帶和善地點點頭，薛秋帆的心情也變得輕松些。長者撥開人群，俯身拎起薛秋帆的兩件小行李，小聲說：“跟我來！”
薛秋帆尾隨其后，出站臺走了五、六分鐘，拐到一座小屋前停下來。長者說：“這就是我家。現在外面很亂，我看你可憐，你就暫時在我家躲藏幾天吧！”長者把薛秋帆安置在主房隔壁的小木板房里，里面很黑，一股霉味。長者提進來一只尿桶說：“你這些天就躲在這里，大小便也不要出來。我家生活不怎么好，現在三餐吃番薯米粥，我家吃什么，你跟著吃什么。你不要害怕，事到臨頭也沒辦法。外頭有什么事，我會來告知你。”經過安置和勸慰，薛秋帆心中暗暗慶幸在亂世中遇到救命恩人了！
長者向薛秋帆介紹說，他叫蔡全能，在當地從事貨物運輸。家中有妻子，二女二男，大兒子是善化站鐵路員工。蔡全能家中廣播機里整天不斷播送：臺灣人民自治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以及各地起義的戰況；所有學校已經停課，號召學生參加起義抗爭行列；并警告臺灣人不許藏匿國民黨人員和“阿山仔”，如經查出將一體問罪。
早晚有鄰里朋友來蔡全能家聊天，談各地起義人員和“國軍仔”抗爭的戰況，不少“阿山仔”被起義人員打死打傷。聽到這些傳聞，薛秋帆心里一陣陣害怕。蔡家對待薛秋帆都很好，不時地安慰他，再三囑咐他不要跑出去！
后來廣播機傳來南京國民黨政府派大批軍隊從基隆、高雄港登陸，實行武裝鎮壓，到處槍殺和逮捕起義人員。3月16日，蔡全能先生告知薛秋帆，社會秩序已恢復正常，他可以去臺中找親人了。3月17日上午，蔡先生又拎起薛秋帆的小行李送他到善化車站上車。臨別時，薛秋帆不禁潸然淚下，心里默念著“我這一輩子刻骨銘心記著，他是我劫后余生的救命恩人”！
薛秋帆在臺中堂哥處休息數天后即前往臺北，之后考入臺灣省立農學院（后為中興大學）就讀。1949年輟學回福建家鄉，在福州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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