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想用暴恐事件綁架新疆，綁架兄弟民族，絕不可能得逞。最后被綁架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只能是暴恐分子和那些異想天開的隱身者

　　前不久發布的《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顯示，2013年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暴力恐怖主義襲擊有10起，呈現出地域擴大、以政府機構和軍警為主要襲擊目標等新特點。今年3月1日、4月30日分別發生在昆明火車站、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的暴恐襲擊事件，恐怖分子的行為更是喪心病狂，引天人共憤。

　　以當代國際恐怖主義的三大要素來衡量，這些事件一是“超過法理的殘忍”。暴恐分子使用砍刀、自制炸藥等常見工具，在重要公共場所造成大量無辜人員傷亡，以血淋淋的場面制造社會恐慌；二是“極度的隱秘”。以時間、空間和對象的不確定性，制造社會恐慌和混亂，而策劃者又是深度隱身的高智商人士，出場者是被他們以物質或精神控制的犧牲品，自殺式手段和同歸于盡的結局，使得事件往往撲朔迷離，難于掌控也難于追蹤。三是“明確的政治目標”。這最值得我們重視和探究，以認清暴恐事件的實質。

　　分析2013年以來所有暴力恐怖事件的暴徒，基本都是宗教極端分子。策劃者有計劃地網羅既無多少生活常識、也無多少宗教常識的年輕人，通過觀看宣傳宗教極端和暴恐內容的音視頻等方式，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然后將他們送上所謂的“通向與真主安拉同在美麗天堂的光明大道”，“視死如歸”地害人害己，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打上宗教烙印的暴恐事件，用暴恐綁架了宗教，在信教和不信教之間割裂出一條深深的鴻溝。

　　對普通民眾來說，宗教常識普遍缺乏，更難分清伊斯蘭教和宗教極端思想，很容易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產生恐懼疏離心理。正如美國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在《誰為伊斯蘭講話？》一書中所表述的那樣：西方將“反恐”等同于反伊斯蘭教，不加分析地將穆斯林視為恐怖主義“罪犯”，宣揚穆斯林移民將使歐洲在100年內“阿拉伯化”等等“伊斯蘭恐懼癥”，是把伊斯蘭教妖魔化了。在埃斯波西托看來，極端主義者以政治“綁架了”伊斯蘭教，但他們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穆斯林。

　　具體到中國，我們有10個民族信奉伊斯蘭教，穆斯林人口約為2300萬人。再具體到維吾爾族，人口已過千萬。連續幾起暴恐事件的發生，確實容易使中國也傳染上“伊斯蘭恐懼癥”。事實上，這正是暴恐策劃者的目的——他們妄圖以此將我們信仰伊斯蘭教的兄弟民族加以疏離，將新疆和祖國隔離，將維吾爾族從全國同胞中分離，妄圖通過病毒的擴散來消解我們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根基。

　　但妄想是不可能得逞的。

　　2012年，我自駕1.5萬公里，走訪天山南北的各個地方，新疆的發展完全能用“日新月異”來形容：南疆的“驢的”已經被各種現代交通工具替代，城鎮高樓林立，鄉村新房遍地，巴扎人山人海，群眾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我更親身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同樣痛恨暴恐行徑。暴力恐怖分子的表演，將自己從國家、信眾和民族的集體中孤立出來，不僅落了個形影孤單，而且因為罪惡深重，進不了天堂還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幾天前，我又有了一次新疆之行。聽到維吾爾族朋友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想用暴恐事件綁架我們新疆，綁架我們維吾爾族，門都沒有！最后被綁架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只能是暴恐分子和那些異想天開的隱身者。

　　這是維吾爾族朋友的心聲，也是新疆47個民族、2260萬群眾的根本利益。今天的中國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前行，今天的天山南北迎來了發展最快最好的歷史時期。新疆各族群眾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宗教極端思想和恐怖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看清暴恐事件的實質，毫不留情地打擊暴力恐怖分子，落實好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天山南北才會春光永在。（徐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