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十五日在北京召開，反腐敗與廉政建設為其重要議題之一。而進行怎樣的制度建設才能有效防止貪官外逃，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據(jù)商務部早些時候發(fā)布的調(diào)查報告顯示，近三十年來，外逃官員數(shù)量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多億美元。如今，貪官外逃已經(jīng)成為中國政府一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其實，貪官出逃的路徑已不那么神秘，通常會經(jīng)過聚斂財產(chǎn)——海外安家——資產(chǎn)轉(zhuǎn)移——擇機出逃——滯留不歸等幾個步驟，初始階段的聚斂財產(chǎn)過程與一般貪官相比并無太大差異。
“一家兩制”是媒體的形象稱謂：一些人自己在中國國內(nèi)繼續(xù)做官，配偶子女則申請綠卡或者外國籍。他們把自己所貪來的錢早些轉(zhuǎn)移，并為自己披上“救生衣”，見機行事，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可以只身外逃。
根據(jù)官方公開的信息分析，外逃貪官很多是有權(quán)的“一把手”，也有直接與錢打交道的銀行職員，如建行東莞分行原金庫保管員林進財、陳國強，中國銀行南海支行原丹灶辦事處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等等。
至于貪官的逃向，此間有專家分析，最受歡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獨立司法體系的國家。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員，最看中的是美國、加拿大等移民國家。原溫州市副市長楊秀珠外逃美國，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外逃澳大利亞，原云南省委書記高嚴外逃澳大利亞，原貴州省交通廳長盧萬里外逃斐濟，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總童言白外逃美國，而海內(nèi)外“知名度”較高的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嫌主犯賴昌星已經(jīng)“賴”在加拿大十年。
而身份較低的則選擇非洲、拉美、東歐或者其他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落腳后再伺機向西方發(fā)達國家過渡。
中國已在防止貪官外逃方面做出了諸多努力，二00八年，中紀委、國家預防腐敗局等十部門剛剛掀起一場禁止官員公費出國、出境游的專項整治活動。
在此之前的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中國政府簽署了《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該《公約》的議案中，溫家寶強調(diào)，這“有利于我國開展國際合作，遣返外逃腐敗犯罪人員，追繳被非法轉(zhuǎn)移國外的資產(chǎn)。”
而最具標志意義的則是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這被稱為終結(jié)貪官外逃的法律，也給那些企圖轉(zhuǎn)移貪污腐敗巨款、并夢想日后在國外享用“黑金”的中國貪官們當頭棒喝。
中國當局增強了防止貪腐官員外逃的力度。但由于各種原因，追繳外逃貪官的進展依然緩慢。在中國追捕外逃貪官過程中，引渡作為主要途徑之一，在現(xiàn)實情況中，卻又很難奏效的。此間專家分析，一方面，中國簽訂的雙邊引渡條約只有三十多個，主要限于周邊國家，與美、歐、澳等發(fā)達國家簽約極其有限。“一些被外逃貪官視為避難‘天堂’的國家，大都與中國沒有引渡協(xié)議。”
當前中國較多的是規(guī)勸外逃貪官歸國，但收效不大。二〇〇八年北京市房山檢察院反貪局經(jīng)過三年的越洋連線勸說，因私設小金庫而逃至德國六年的李敏(化名)回國自首——這是中國首次通過非外交途徑成功勸返在逃國外的貪官。
異地訴訟的成功則是在美國開了先河，四個多月前，美國拉斯維加斯聯(lián)邦法庭以詐騙、洗錢、轉(zhuǎn)移贓款、偽造證件等數(shù)項罪名，分別判處侵吞巨額公款潛逃美國的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前管理者許超凡、許國俊二十五年和二十二年有期徒刑，他們的妻子鄺婉芳、余英怡也均被分別判處八年有期徒刑。據(jù)中國司法部提供的最新資料顯示，中國共與四十七個國家締結(jié)了雙邊刑事司法協(xié)助條約。
當局懲治外逃貪官的天網(wǎng)日益收緊，預示著外逃貪官的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貪官外逃這一新的腐敗樣式再也不會是貪官們的溫床。正如原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所言：“對于那些仍然抱有僥幸心理、繼續(xù)潛逃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無論他們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將其抓獲歸案，繩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