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定要叫Crystal（水晶）？為什么要叫art glass（藝術玻璃）？就要叫琉璃。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琉璃。身如琉璃，內外明徹的琉璃！”1987年，張毅說出這句賭氣般的話后，就和楊惠姍一起，在臺北淡水創辦了琉璃工房。這確實是個“賭氣”的舉動，一個臺灣金馬獎最佳導演，一個金馬影后，就這樣毅然決然地拋開過去，轉身走進全然陌生的琉璃世界。
4月23日，《琉璃之人間探索——楊惠姍、張毅聯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登場。泉水和巖石上盛放的琉璃花、古拙寫意的黝黑佛像，向觀眾講述了一個傳奇般的琉璃故事。
琉璃藝術，古老又年輕
在中國，琉璃既年輕又古老。說古老，是因為早在西周就已有了琉璃，說年輕，是因為20多年前，華人社會尚無一間玻璃藝術工作室，直到張毅和楊惠姍成立琉璃工房。
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說，張、楊二人是琉璃產業“開宗立派”的人物，“可以說現代中國琉璃的新見于創造，是在楊惠姍和張毅兩位藝術家20多年的努力中實現的。”今天，兩岸已經有了百余家琉璃工作室。
兩人的作品的確讓人驚嘆。玻璃在這里有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質感，可以是流泉飛瀑的晶瑩剔透，也可以是層巖大石的厚重粗糙，還可以是嬌艷花瓣的柔和鮮嫩。
這些作品融入了藝術家對生命的思考，并且深具傳統文化意趣。張毅在展覽現場對記者解釋說，花開就有花落，楊惠姍“一朵中國琉璃花”系列，凝固了花朵和泉水，表達的是對生命瞬間凋零的反抗和堅持。而把鐵絲和玻璃融合到一起的“更見菩提”，則意在探索兩種截然不同的材質糅合在一起的嶄新境界。
投身琉璃，源于文化的沖動
黑色的展臺，黑色的背景，唯有琉璃在燈光下流轉生輝。張、楊二人的作品，常常在含蓄沉郁的基調上，綻放出驚艷的亮色，一如他們跌宕起伏的人生。
關于他們為何會離開如日中天的電影事業，兩人各有說法。張毅說，那緣于一種文化沖動。“1977年，我26歲，第一次去外國，第一次看到聽到源自唐代的雅樂，在別的國家保存著，演奏著，”“一個以瓷器擦匯聚銷售全世界的歐洲品牌，在他們的總部大廳，陳列著中國宜興紫砂壺，強調他們的創意靈感由此而來”。“今天你可能不愿意知道，聞名世界的明式家具的木藝，傳承下來的部分已經很少了”……張毅說，琉璃工房創業之初，心底充滿一種民族文化的渴望激情，琉璃兩個字，由此而來。
楊惠姍說，“琉璃這個行業嚴格來說不是我的選擇。”在她覺得應該離開電影尋找新方向的時候，張毅對她說，“還記得那些水晶玻璃嗎，我們來做這個吧！”在他們合作的最后一部電影中，張毅借了很多國外的玻璃藝術品來做布景，那種可以看見內部空間，里面還有流動的氣泡和色彩的材質讓楊惠姍很著迷，所以她回答說“好啊”。于是，兩個對玻璃藝術一無所知的人飛蛾撲火般地扎了進去。
一無所有，也不影響心中自豪
開始，他們經歷了難以想象的困難，首先是技術上的。“我們真的很無知，當然也有好處，無知就不曉得害怕。”楊惠姍舉例說，他們買了家用的蠟燭，放鍋里熔掉，用來脫蠟鑄造琉璃，后來才知道，光工業用的蠟有十幾種，蜜蠟、白蠟，專業的珠寶蠟等等。
他們從一家倒閉的工廠那兒買了一個高爐，看著上面一堆儀表，連開關都找不到。最初，燒出的琉璃都是渾濁的，“好像米沒有煮熟的樣子。”有時候爐子加熱不均勻還會裂開，高溫達1450攝氏度的琉璃就流到地板上，“整個水泥地板都鼓起來，好像一個小山丘。”
更大的挑戰是財務。負責后勤的張毅說：“大概3年半，最壞的情況是7500萬元新臺幣的負債，還不包括我們把楊惠姍爸爸的房子、哥哥的房子、姐姐的房子，她自己的房子，我的房子悉數抵押。一個月付出去的利息就已經是180萬新臺幣。”一貧如洗，所有親友都反對的情況下，他們竟然奇跡般地撐了下來。究竟怎么過來的，張毅說自己都不知道，“就覺得像惡夢一樣”。
背后的動力還是文化。在他們略有所成的時候訪問日本，一位日本玻璃老藝人問他們是第幾代，張毅回答是“第一代”，而日本老人說，他是“第十四代”。老人還告訴他們，脫蠟鑄造并非法國人首創，河北省滿城縣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琉璃耳杯，其實是中國最早的脫蠟鑄造法。
張毅說，當時只覺得“一巴掌打在臉上，這才是文化的震撼”。“我們對整個社會忽視傳統深感不安，只有重視傳統才會有尊嚴和將來。”之后，兩人竭力收藏失落的古琉璃，為中國琉璃與世界現代玻璃藝術的交融，“燒錢如燒紙”地推廣。
今天，楊惠姍的作品在美國最權威的康寧博物館的標價，超過歐美重量級藝術家作品。“琉璃工房是否成功，不在于賺了多少錢，如果能為社會樹立一種價值，一個典范，即使口袋里一無所有，也不影響心中的自豪。”張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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