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究竟什么原因導致中國的高儲蓄？ 

　　《南華早報》7月6日文章：政策可能比文化更加推動儲蓄（作者 邁克爾·佩蒂斯）

　　隨著美國儲蓄的增加給中國的低消費造成無法承受的壓力、導致中國出口其生產過剩的能力出現崩潰的風險，有一個問題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那就是：為何中國家庭將收入的如此大一部分用于儲蓄。

　　似乎每個人都知道答案。許多人堅稱，中國家庭進行儲蓄是因為儒家文化鼓勵為了將來而節省。儲蓄在文化上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

　　其他人則說，這是因為中國脆弱的就業和醫療保障網絡。因為他們不能指望官方的授助，中國家庭必須存下他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以備突然的醫療或者萬一失業時使用。

　　還有一些人強調，經過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災難性政策造成的破壞，中國人變得對未來極度謹慎。他們用儲蓄來保護自己，以免遭遇危險的將來。

　　這些“文化的”回答都很容易理解并且十分吸引人，因為它們似乎有著符合直覺的意義。但它們都不能令人滿意。

　　比如儒家文化的說法。許多“儒教”國家似乎都有著高儲蓄率，甚至中國裔的美國家庭也往往比普通美國人的儲蓄率要高。

　　但他們忘了大多數的美籍華人是新近的移民，而大多數移民在到美國之后的最初幾代人中都有著高儲蓄率。無論如何，儒家學說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亞洲經濟開始迅速增長之后成為了對亞洲的高儲蓄和高強度工作理念的一種解釋。

　　在此之前，當亞洲的儒教國家遭受長期的赤貧和低儲蓄率時，那些試圖對亞洲的無能作出解釋的社會學家們無疑認為儒家文化本身包含著錯誤的價值觀。結果證明，儒教能解釋一切，從貧窮到經濟的迅速發展，從謹慎的行為和高儲蓄到賭博和墮落。這種靈活的解釋良本就不是解釋。

　　那種認為中國人因為缺乏社會保障網絡而進行儲蓄的觀點呢？這種論點也有問題。如果世界上大多數沒有社保網絡的國家都有著高水平的儲蓄，而大多數有著健全社保網絡的國家都是低儲蓄，那么這種觀點還有點價值，但哪怕隨便看一眼世界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是多么靠不住。

　　“動蕩的近期歷史”的解釋也同樣如此。拉丁美洲、東歐和非洲的許多國家有著更加混亂的近期歷史，但仍然有著低儲蓄。事實上，在這些國家，低儲蓄率經常被歸咎于他們的歷史。

　　我們喜歡用那些從直覺上來說簡單而易于理解的答案來回答重要的問題，但這些答案并非總是正解。考慮另一種可能性或許更好，那就是，通過抑制消費或者推動生產，政府的政策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儲蓄的增加。

　　將生產增長速度推至高于消費的任何政策都必然增加儲蓄率。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生產的所有東西要么被儲存起來，要么被消費掉，而如果生產的增長高于消費，儲蓄就必然上升。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金融體系本身可能是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通過將存貸款利率壓得很低并因此有效地將中國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資助生產者，企業生產增加了，而家庭消費受到了限制，結果就是儲蓄的增加。

　　被低估的匯率同樣扮演了資助生產者以及對消費“征稅”的角色，毫不奇怪，匯率被低估的國家都有著高儲蓄率。

　　中國人儲蓄有許多原因。文化和心理因素當然有關，但僅僅因為這些因素更易于理解并不意味著它們就是更好的解釋，尤其當這些文化因素似乎既能解釋一種行為又能解釋與之相反的行為。

　　事實上，每個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的國家都有過高儲蓄率，包括“崇尚儒教”的亞洲大國和顯然非儒教的20世紀初以前的美國。或許這些政策比那些文化因素更多地決定儲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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