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體爭相解讀 中國“反腐風暴”的國際熱度 

　　中共中央近日發布預防腐敗五年工作規劃，海外媒體第一時間紛紛予以解讀

　　幾乎在同一時間，中俄兩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反腐風暴”。

　　“俄羅斯政府正在加緊《俄羅斯聯邦國家反腐敗計劃》的擬定工作，該計劃在一個月內將正式出臺。該計劃出臺后，一系列配套法律措施和標準也將隨之出臺，而且還將通過《俄羅斯反腐敗法》。”6月21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在出訪白俄羅斯時披露了俄政府的反腐決心。

　　第二天，中共中央也對外發布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下稱《規劃》）。此前的2005年，中共中央發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下稱《綱要》）。此次《規劃》是針對《綱要》的一個指導性文件。

　　與三年前的《綱要》相比，《規劃》中的“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目標的實現期限，從2010年調整到了2012年。

　　海外媒體爭相解讀

　　事實上，《規劃》早在十七大閉幕不久即已開始制定，在今年“兩會”前夕完成草案，并下發至相關部門征求意見。

　　據6月24日的香港《大公報》披露，中共中央還責成中紀委、監察部會同司法部門著手制定《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20年遠景規劃》。“對2020年之前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目標和措施作出具體要求，以期經過十余年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俄羅斯《獨立報》在同一天刊登題為《中國懲治腐敗的5年計劃》的文章。該報認為，“與俄羅斯媒體相比，中國媒體受到更嚴格的管理，因此可以說中共中央最近的決定是朝著中共多次承諾的民主改革方向邁出了一步。中共希望緩解農村的社會緊張局勢，因此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反腐敗的文件中，還規定了防止地方官員靠轉賣土地獲取好處的具體措施。”

　　新加坡《聯合早報》則在肯定《規劃》的基礎上，對《規劃》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解讀。該報認為，“《規劃》沒有涉及公眾關切的官員財產公布問題，顯示中國短期內并不打算推行官員財產公布制度。”

　　關注“提高人民滿意度”

　　事實上，海外媒體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的反腐進程，而且他們非常注意觀察中國民意的動向。

　　早在去年9月，中國國家腐敗防治局成立，并于當年12月18日開辟了貪腐舉報網站，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兩天后披露，“反貪舉報網因為大量的民眾投訴而癱瘓。”在中國證券界叱吒風云的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今年6月20日因嚴重違紀被雙規，亦引起了眾多股民的猜測。

　　而此次《規劃》特別提到了反腐需重視“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提高”。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很大，出臺這個反腐規劃對遏制腐敗，緩解一些社會矛盾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則認為，這說明中央對百姓生活真實感受的重視，以此作為評價反腐工作成果的標準。“另外也透露出一個信號，表明政府將要做民意測驗、民意調查等，來摸清老百姓的感受。”

　　反腐敗尚需評價體系

　　雖然世界各國國情不同，但反腐敗工作重心的變化卻有著同樣的規律：在反腐敗早期，各國往往把打擊貪污犯罪作為工作的重心。隨著反腐敗的深入，工作重心就逐漸從懲治腐敗轉移到教育公務員遵紀守法、預防公務員違法犯罪方面。

　　香港早期的特點是重視懲治，新加坡的特點是重視預防，實際發生腐敗案件比例很低。新加坡是讓干部在動機上不想腐敗，在制度上不能腐敗。“相比較而言，國內部分官員在動機上想腐敗，在制度上可以腐敗，監督又困難。暴露的問題很大。”任建明說。

　　《綱要》實施三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每年都有年度的規劃和目標，但這些目標缺乏可以衡量的指標。任建明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過去對反腐目標的判斷，通常是列舉進行了哪些工作，查辦了多少案件，但這同腐敗程度的降低和廉潔程度的判斷，還有很大距離。“真實的腐敗率到底有多少，我們沒有具體科學的評價標準。比如對‘黨風政風改進’、‘腐敗現象得到遏制’等目標，目前還沒有可測量的評價體系來進行判斷、有難以衡量的問題。”

　　解放反腐倡廉生產力

　　中國目前有500萬公務員，其中有30萬的紀檢監察干部，另外還有近30萬左右的機動紀檢監察干部。而香港20萬公務員，但廉正公署只有約1300人。新加坡10萬公務員，反貪局僅50人。任建明由此認為，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在投入產出上不成比例。“我認為中國需要來第二次解放生產力，在‘政治領域’上解放生產力，把反腐倡廉的生產力解放出來。”

　　除此之外，任建明還認為，反腐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面臨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更大步伐改革的契機，很多已經試行或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應該全面地推行，而不是仍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圍內。”任建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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