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辦智庫是否“過熱”？ 被指與國家需求和問題脫節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4、5期)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當下高校辦智庫是不是“過熱”？這是近期的一個熱門話題。有觀點認為，大學如果對建設智庫傾注太多的精力，是大學重心的錯位；也有觀點認為，高校智庫與國家需求和問題相脫節，在智庫定位上不匹配。究竟該如何看待高校建智庫？高校建智庫應該怎么建設？

　　27%的高校設有智庫

　　2016年，高校智庫建設數量可觀，高校智庫集群初步形成。

　　2016年12月17日，在南京大學舉行的“2016中國智庫治理論壇”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9月28日“中國智庫索引”(CTTI)上線并向被收錄來源智庫開放端口錄入數據以來，截至2016年12月12日，已收錄來源智庫489家，其中，高校智庫共有255家，占52%；黨政部門智庫68家，占15%；社科院智庫46家，占9%；黨校行政學院智庫44家，占9%；社會智庫36家，占7%；媒體智庫11家，占2%。

　　但是，相比高校龐大的智庫數量，255家這個數字并不驚人。

　　據統計，目前我國高校智庫約為700個，這些智庫主要集中在“211工程”及“985 工程”高校。簡單計算，入圍CTTI的高校智庫占比全國高校智庫36.4%。這也就意味著，列入CTII的高校智庫僅三成多，不少高校智庫并未列入CTTI。

　　高校是否存在智庫建設“過熱”？根據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正規大學名單，截至2016年5月30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2879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595所(含獨立學院266所)，成人高等學校284所。拋開成人高等學校，700家高校智庫占2595所普通高等學校的百分比約為27%。從這一統計口徑來看，占比并不大。

　　“從服務于中央和各級地方黨政系統的決策看，這個比例還算正常。關鍵在于，這些智庫的水平和影響力如何？衡量智庫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對政策過程的影響力。”中國人民大學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宏山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智庫熱”是大學重心的錯位？

　　智庫將各學科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才能，為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發展提供滿意方案或優化方案，是現代領導管理體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5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將高校智庫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力量，與黨政智庫、科技和企業智庫、民間智庫一道，進行總體規劃，明確了建設目標和要求。

　　目前，從全國高校的智庫建設和影響力來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等國內一流大學出現的智庫處于我國高校智庫水平的前列。

　　與其他類型智庫相比，高校建智庫的好處顯而易見。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長徐青森日前撰文闡述了高校建智庫有四大優勢：一是人才密集。高校有63萬人的社科隊伍，是我國智庫建設中最為重要的一支生力軍。二是知識儲備雄厚。有最為齊備的學科體系以及幾乎涵蓋所有重大問題研究的研究基礎。三是科學客觀。與黨政智庫相比，大學離政府不是那么近，也不像有些社會智庫離得那么遠，這種適當的距離使得高校智庫更易于對政府決策做出客觀分析和提出科學合理建議。四是體制靈活。與黨政智庫和黨校社科院智庫相比，高校在創新智庫的運行和管理體制方面有著更多的操作空間。“可以說，高校智庫最有可能建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但是，有人擔憂高校建智庫會“過熱”。有評論認為，“智庫熱”是大學重心的錯位，“例如，有的頂級高校公開強調，要舉全校之力建好某某智庫。要知道，大學的首要任務乃是教書育人，其次才是基礎研究，最后方為政策研究。舉全校之力發展以政策研究為主要任務的智庫，屬于典型的本末倒置。”

　　對此，楊宏山表示，智庫與高校的定位并無根本矛盾，高校的定位很明確：本位是教育和學術研究，同時也有社會服務的功能。“高校提供社會服務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科研影響決策、引領社會。毫無疑問，高校建設這種有思想、有影響的智庫，具有自身的優勢。目前來看，對于大學而言，智庫成果很多是一線科研產生的連帶產品，本身就是科研的一部分。”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對此表示：“教學對高校老師而言，是剛性的，是不會打折扣的，該上的課老師不會不上而去做研究。實際上，高校智庫的一些研究如果做得不錯，反而對教學有好處，可能讓他的教學更貼近現實、更生動。”

　　與國家需求和實際問題相脫節？

　　為政府決策建言是高校智庫的重要價值之一，如何充分發揮價值作用，是高校智庫建設需要思考的問題。

　　河海大學講師朱宏亮甚至提出，絕大部分高校智庫與國家需求和問題相脫節，在智庫定位上不匹配。朱宏亮在文章中列舉的數據顯示：近5年來，我國高校人文社科領域共出版著作約15萬部，發表論文約158萬篇，其中在國際刊物發表約2萬篇。“但這些研究成果轉化為公共政策建議的僅有6萬余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或者被省部級以上部門采納的更少。”

　　但第二屆中國大學智庫論壇年會的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中國高校累計提供咨詢報告和政策建議4.3萬余份，有2.2萬余份被采納。據此計算，采納率高達51%。

　　從數據上看，不同的維度和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差距甚大，無法得出相對客觀的結論。

　　楊宏山表示，國家治理需要多樣化的智庫，有側重對策層面的研究，有側重戰略層面的研究。“高校智庫因為跟政府的距離稍微遠一點，要跟政府智庫在功能上有所區別，高校智庫在戰略性、思路性、方向性、前瞻性方面有它的特殊優勢，因此，高校智庫發揮戰略思維方面的優勢，這樣也更能發揮大學的優勢。” 楊宏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但高校智庫與國家需求相比，的確還存在許多不足。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董奇曾指出，目前高校智庫“命題作文”較多，成果多是修補式、解釋式的，研究還是偏學理性，而且以個體式研究為主，缺乏協同攻關。實際上，智庫研究的問題多是綜合性的，需多學科、多單位聯合才能高質量完成。

　　楊宏山強調，高校智庫不是用來裝飾門面的，高校智庫既要“頂天”又要能夠“立地”，“頂天就是戰略思維，包括國家發展或者地方發展的戰略思路；立地就是要接地氣，要有可行性，要在現實中可以實施，而不能空中樓閣沒有根基。”

　　我國知名高校智庫發展歷程

　　1986年

　　清華大學創立了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2000年又發展成立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擔任首任主任。該中心著眼于中國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戰略問題研究，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時和高質量的科學決策參考。

　　1994年8月

　　北京大學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為中心主任。在此基礎上，學校又于2008年10月成立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重點是綜合性社會科學。1999年3月，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成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與北京大學共建的服務于首都發展的研究、開發機構，是北京市與北京大學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平臺。

　　1984年

　　復旦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該中心曾停止運行一段時間，2000年2月，復旦大學重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后改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經濟學領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2001年2月

　　南京大學經教育部批準成立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這個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以研究我國(重點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運行、經濟發展和有關的社會問題為重點。

　　2007年5月

　　北京大學成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之后在2013年10月改名為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著名國際政治學家王緝思擔任院長。其研究重點是對當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相關各國的國際戰略進行分析。

　　2013年1月

　　中國人民大學與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聯合創辦重陽金融研究院，致力于對經濟社會熱點進行深度剖析。2013年6月29日，作為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當天在京成立。人大國發院致力于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與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