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你會如何回應公眾的意見和批評？

　　作者：胡錫進

　　已經好幾年了，老胡很少用胡錫進這個真名寫文章了。我有微博，胡錫進名義出去的基本都是微博帖子，很短。老胡寫的長文章基本都是《環球時報》社評和以筆名“單仁平”發表的評論。然而星期五，老胡以胡錫進的名義，寫了一篇長文章，它的標題是《北京的天際線之爭，為何如此牽動人心》。

　　啥情況？其實，這篇文章也是作為社評來寫的，但是到了星期五晚上，《環球時報》編輯部根據得到的一些信息分析認為，北京市對圍繞天際線的網上輿論很惱火，對主流媒體參與“炒作”尤其不接受。老胡一直被認為是比較“膽大的”，但是面對這種研判結果的壓力，老胡也禁不住很擔心。最后老胡決定放棄以社評名義刊出此文，而以胡錫進的個人文章形式放到互聯網上。我個人擔待些，但可以減輕《環球時報》的壓力(老胡的覺悟不低吧)。

　　文章上網后，我心里還是七上八下的。一段時間以來，我和《環球時報》針對北京市一些基層單位簡單粗暴驅趕不安全房屋的租戶，以及應對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不力等，多次撰文提出批評。它們有些是以《環球時報》社評或“單仁平”名義發表的，也有些是老胡的個人微博帖子。它們的密集程度在主流媒體中相當突出，周圍朋友們不斷有人提醒我“小心點”。一位著名電視主持人在我的朋友圈中留言道：“你快了”。盡管說實話，我沒有因這些文章和網上發言接到過一次來自官方的警告，但這些勸告還是讓我很不安。

　　星期六，我帶《環球時報》同事去北京市一個政府機構，就另一件事進行溝通，我對對方有可能對我寫的“天際線”一文表達不滿做好了思想準備。

　　萬沒想到的是，該機構的領導一開口就說：我看了你寫的“天際線”那篇文章，我們都覺得你寫得挺好的，指出的問題很客觀，分析得也有道理。我愣了，懷疑我聽錯了。我問對方到底指的是哪一篇文章，對方當場打開手機，調出我寫的“天際線”一文，并且當著在場所有人的面讀了其中一段呼吁政府以后做各項決定時與公眾加強溝通的一段話，并表達他和同事們的贊許。這位機構負責人的態度令我非常驚訝。

　　離開該機構，我又給北京市另一位干部打電話，了解情況。我的強烈印象是，北京市對輿論場批評的態度并非像我之前認為的那樣是抵觸的，對于拆違建房屋“過急”，中間出現了一些簡單粗暴的表現，以及對整理“天際線”這么大的行動沒有做好征求公眾意見的環節，這些都需要改進等等，北京市內部形成了共識。北京市原來在聽輿論的意見，并無意與輿論“頂著來”，這樣的信息令我非常感慨。一是我對北京市有這樣的態度非常高興。二是，我對北京市沒想與輿論對立，但卻給很多人留下了“他們在與輿論對抗”的印象而深感遺憾。

　　星期六晚上，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想了很多。我覺得如今一些地方政府與公眾溝通真的是出了問題，最近的事都攤在北京市身上了，其實全國各地有著相同的問題和隱患。很多地方采取重大行動之前與公眾溝通不足，這顯然不對，應當改進。當他們下決心改進時，這個過程同樣又沒有得到公眾的了解和理解，導致了誤解的層層疊加。

　　客觀說，當前處在一個很特殊的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在轉化，相關表現密集，常常觸動輿論。國家發展很快，突出難題的場景和情境不停轉換，各地政府和民眾都面臨著學習適應新形勢的挑戰。

　　一個很大的困境是很多地方政府公信力不強，在互聯網上，這個問題有時甚至達到危機的程度。從輿論場的角度看，現在各級政府幾乎沒有犯任何錯誤的空間，一旦出了問題，輿論場上的意見會很洶涌，經驗稍有欠缺的官員就會被嚇住，導致回應失調，越來越被動。

　　我覺得溝通的困境必須下力氣打破。為此官方首先要做出調整，切實擴大公眾對涉及民生等重大事項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要防止人民群眾名義上有權而實際上無權。政府與民眾溝通不能理解為“放下身段”，而是依法行政的程序正義。在政府工作出現紕漏時，要允許批評的存在，要聽得進批評。要讓十九大報告中“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這個原則貫穿政府決策和執行的全過程。

　　對于公眾來說，一方面嚴格要求政府，一方面也要對各級政府駕馭新形勢、完成新任務、開展新治理的難處有所體諒。

　　現在有不少人把生活中各種不如意都轉化成到網上發泄的情緒，出任何事，就會成為這些情緒的集中爆發點，從而使一件具體事承載了嚴重放大的輿論壓力。這種排浪式的激烈輿情究竟意味著什么？性質是什么？官方和民眾似乎都還沒太明白。為了維護穩定，官方采取了控制負面情緒網上流動的措施，刪帖就是主要表現之一。而這種輿論管控又會有負面效果，有時會引來官方“刻意隱瞞真相”的懷疑。

　　任憑互聯網成為社會各種不滿情緒盡情發泄的“超級廣場”，讓每一件具體事都成為所有激烈情緒的匯集點，恐怕官方現在沒有這個膽子。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的后果將是不可控的。但是“刪帖”太多，負面效果也在出來，而且帖子可以刪掉，但輿論場上的情緒是絕對刪不掉的。

　　我想，中國社會面臨一個不輕松的治理磨合期。我倒是覺得，北京市現在首當其沖，這說不定是好事。因為中國治理歷史上的很多大事和波折都發生在北京市，這個城市見得多，經驗也多，對化解難題精神層面的回旋余地更大。我覺得，北京市是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就打破上述困境趟一條路出來，為全國形成某種示范的地方。

　　我還認為，這種治理層面的困境不應被看作這個國家難以邁過去的大坎，它是中國前進的階段性煩惱。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能也不像我們過去有過的經歷那樣“圓滿”，它們可能一直看上去“沒解決”，但它們如果不妨礙社會進步，可能就隱含了解決的涵義。總之，新時代會有很多我們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事情，全中國社會(包括各級政府和公眾)都應大度些，一起面對問題，也一起領略這個時代的風光。

　　當然，我知道這篇文章遠沒有把事情說透。老胡一直想在復雜中國中做一個穿針引線的溝通者，我覺得或許在很多事情面前，中國還不能都死扣“應該”怎么樣，有些時候要看看“能夠”怎么樣。我承認，很多人不同意我，有他們自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