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5000年文明史：二里頭文化的“國家”意味

　　考古“中國”

　　許宏

　　何謂“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與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尋根問祖”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將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誕生史作為主要目的和任務的。從考古學的角度，我們如何看待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尋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20世紀初葉，王國維成功釋讀了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時期商王朝的事跡為信史。王國維先生頗為樂觀地推論道：“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此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于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關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問題的討論成為考古學界備受關注的議題。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時代，都屬于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這是70多年前著名的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的論斷，到現在仍沒有被突破。

　　考古學能夠觀察到的現象是，約當公元前3500～前1800年間，也即仰韶時代后期至龍山時代，被稱為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并存且相互競爭，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顯然它們是相互獨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邊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西北地區的大地灣文化、齊家文化，遼西和內蒙古東部的紅山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地區的薛家崗文化，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異彩紛呈。

　　那是一個“滿天星斗”的時代，邦國林立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征。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面積，與現在的歐洲差不多，而當時的這些星羅棋布的古國或部族，也和現在歐洲的樣態差不多。

　　顯然，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這些都當成了中華文明史也即“中國”誕生史的一部分。其認知脈絡是，這些人類群團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松散的交互作用圈，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華文明的基礎。隨著1970年代末期以來一系列重要發現的公布，中國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現了城市和國家，它們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同。源遠流長，單線進化，從未間斷，成為中國學術界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們知道在現在的中國境內，上古時期曾有眾多相互獨立的國家并存。而顧名思義，在“國”前冠以“中”字，“中國”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蘊。這同時也說明“中國”已并非初始階段的國家，顯然，它一定是一個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們也就不能說最初有多個“中國”，作為發達、復雜的政治實體的“中國”也是不能無限制地上溯的。中華5000年文明的提法，應是著眼于長期的文化傳統和大范圍的文化認同，與用國家定義文明的認識不可同日而語。

　　在出土文物中，“中國”一詞最早見于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而在傳世文獻中，“中國”一詞最早出現于東周時期成書的《尚書》和《詩經》等書中。“中國”一詞出現后，僅在古代中國就衍生出多種含義，如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中原地區、國內或內地、諸夏族居地乃至華夏國家等。“中國”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始于“中華民國”，是它的簡稱；現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其中，最接近“中國”一詞本來意義的是“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那里是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性的強勢文化“磁場”。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稱為“國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后世“中國”的雛形，或者說“最早的中國”，究竟是什么時候崛起于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