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李妍|兩會現場報道
82歲高齡的袁隆平，自稱是“80后”。他說，等自己成了“90后”時，超級稻畝產1000公斤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3月4日晚，全國政協委員駐地——北京國際飯店，袁隆平接受了《中國經濟周刊》的專訪。在鋪著地毯的套間里，“80后”袁隆平光著腳，撲在一桌子的文件和資料里，手舞足蹈地講起了超級稻、糧價和轉基因問題。
直言不諱的袁隆平并不擔心自己的言語會“得罪人”，“我怕什么，我這么大把年紀了，還不能說幾句實話？憋死人咯！”
補石油不如補農民
今年兩會，袁隆平的提案是《關于糧價的建議》。提案上說，根據湖南省物價局調查統計，2011年農民種植每畝水稻，除去國家的糧食補貼，純收益只有7.5元。
“七塊五啊！太少了，農民多窮啊，農民多可憐啊！”袁隆平激動地說，“種地拿不到錢，農民就不種了，拋棄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種田的人越來越少，糧食從哪里來呢？”
從2010年起，袁隆平走訪了湖南的多個縣鄉和農村，他發現，大量耕地被荒廢，甚至被用來作為建筑用地和垃圾場。“耕地多寶貴啊，現在全國的耕地越來越少，以后糧食不夠了可怎么辦呢？到哪里去種呢？”
袁隆平擔心，18億畝的耕地紅線有被突破的可能。“現在的耕地面積已經很少了，如果得不到好的保護，耕地面積一年年減少，我們就沒有退路了。”
最讓袁隆平擔心的還是糧價問題。“糧食是寶中之寶，糧價是百價之基。”一方面，糧食價格一旦上漲，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整個物價的上漲，甚至會引起社會動亂。“所以大家都說糧價漲不得。”但另一方面，“糧價偏低則谷賤傷農，影響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甚至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
因此，袁隆平建議，政府要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大大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和收入，保住農民的基本利益，保住耕地。”然后再以平價出售糧食，“保障民生，保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證國家糧食的安全和價格的平穩。”如果由政府來補貼其中的差價，就能“兩頭兼顧”了。
在全國政協無黨派界別小組討論會上，袁隆平第二個發言，“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今年要繼續提高稻谷最低收購價，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這非常好，但我覺得還不夠，應該每100斤提高50元，我們的政府現在有這個財力。”
雖然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陸續出臺了11個“一號文件”，力求“惠農利農”，扶持和完善農業發展，但袁隆平認為，“力度還不夠大，種糧農民的收入依然相當微薄。”根據現行的種糧補貼政策，“按田畝算補貼，是很不合理的，高產田與低產田沒有差別，不種糧的田地也能得到補貼，甚至拋荒田也能得到補貼，這樣會影響農民積極性，大家都不好好種糧食了。”
“國家每年拿上億的錢來補貼石油企業更不合理。”袁隆平對此很不解，“石油那么貴，都是高價、高利潤的壟斷企業，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錢人，都是開小車的人，哪里還需要國家的補助呢？國家補貼他們干什么？為什么不拿這個錢來補貼農民呢？農民辛辛苦苦種一畝地得了100塊錢，就是很多有錢人的兩包煙錢。”
有人提醒袁隆平，為農民爭取補貼可以，但是不要“抨擊”別人，但袁隆平還是直言不諱，“我怕什么，我那么大把年紀了，還不能說幾句實話？憋死人咯！”
“90后”的1000公斤目標
2011年，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的超級稻百畝試驗田里交出了新的成績單——畝產926.6公斤。“這不算啥子，等我變成了‘90后’，畝產1000公斤一定能實現。”他使勁地揮揮手，并不滿足于這個數字。
袁隆平的目標很清晰，“希望今年達到940公斤至950公斤，明年970公斤至980公斤，再有一年，力爭達到1000公斤，從科學上講，雜交水稻還是有這個潛力的。”
“安徽省六安市很重視雜交稻畝產1000公斤攻關，現在已經選定了3個百畝千公斤攻關片。前兩天我派了幾個助手、也是專家選了幾個品種過去，幫他們策劃，肯定能搞出來。”袁隆平說。
袁隆平笑稱自己是“80后”，尚且年輕，等再過幾年到了“90后”，“那家伙更厲害。”“我管這叫‘矮子爬樓梯，一步一步走’，大家一齊努力。”
2011年初，袁隆平就與黑龍江農墾集團開展合作攻關，計劃在2015年培育出比當地祖代品種單產高15%左右的寒地雜交粳稻品種。“我們計劃是通過2011年到2015年的聯合攻關，建立一個技術體系平臺，培育出來強優勢雜交粳稻品種，如果研究出來了，‘北大倉’就又屯上糧了，我們的國家儲備就不愁了。”袁隆平高興地說，“我們在加勁兒呢，這一天一定會早點來到。”
人民不是小白鼠
2月21日，兩會前夕，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糧食局會同有關部門起草的《糧食法征求意見稿》，其中第十二條特別提出，“轉基因糧食種子的科研、試驗、生產、銷售、進出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
這次表態被視為“轉基因爭議”的一次里程碑事件。自2009年11月，中國政府頒發了兩種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之后，關于轉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種子安全、糧食安全和經濟利益之爭等系列問題就引發了持久性的大討論。
作為舉足輕重的農業專家，袁隆平自稱是“中間派”。“轉基因有兩派，一個是反對派，一個是贊成派，我是中間派，因為反對派和贊成派都很有道理。”他分析說，“反對派的道理在于轉基因抗病抗蟲的功能來自于毒蛋白基因，蟲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怎么辦？會不會威脅健康？”贊成派也有站得住的理由，“他們解釋說，昆蟲的死亡是因為氣孔閉塞了，但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兩碼事。”
雖然袁隆平自稱是“中間派”，但他仍認為，在沒有實驗結果作為根據的前提下，將轉基因用于主糧生產是“要慎重的”。“他們贊成轉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實驗，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樣嗎？他們有人類食用轉基因的實驗結果嗎？”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這樣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實驗，來冒險。”他說，“我愿意吃轉基因食品，來親自做這個實驗，但是問題是我已經沒有生育能力了，轉基因對性能力和遺傳性的影響是需要實驗證明的，如果有年輕人自愿做實驗，吃轉基因食品在兩年以上，不影響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對轉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慮，但他也表示，“從科學的角度，轉基因是發展方向，不能一概而論。現在我們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轉到水稻上來，提高水稻的光合效應，這樣的轉基因有什么問題？一點問題都沒有。”
袁隆平一直篤信一句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親自實驗過，也就沒有發言權，所以不要輕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測和推論，要用事實說話。”
倡議成立“中國生命科學學會”
兩會前，厲以寧、鐘南山、袁隆平等國內著名的院士曾集體發出倡議——成立“中國生命科學學會”。兩會期間，這一倡議又出現在他們的提案議案之中。
據了解，“中國生命科學學會”是一個匯聚了眾多領域頂級專家的“智庫”，主要目標是為國家的重大決策提供科學依據與智力支撐，被稱為“混搭型高級智囊團”。
“我是一個研究農業的人，農業主要是為了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吃飯問題可以說是最大的民生。”袁隆平介紹說，他的倡議與中國“吃飽飯的問題”緊密相關。“雖然，現在絕大多數人都能吃飽飯了，但潛在的危機仍然嚴重。”
按照袁隆平的估算，“我們這樣的一個13億人的國家，不久將變成14、15、16億，而國家的土地卻不會再增加，按目前的發展水平，人口壓力越大，農業供給的壓力越大，因此，人要吃飯，只能依靠進口糧食。”
一旦依靠進口，中國便喪失了糧食安全上的主動立場。“小國依靠進口糧食還沒什么大問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糧食始終是重要的戰略物資，如果沒有足夠糧食，別人就會掐住我們的脖子。”袁隆平對此很擔憂。
因此，袁隆平倡議成立“中國生命科學學會”，“對糧食問題進行戰略層面的研究，比如，如何加大國家對農業生產方面的投入，如何提高我們的農業技術和科技水平，如何提高我們的糧食產量，保證供給，如何解決好‘三農’問題等，都需要從宏觀政策層面有更全面、更準確、更清晰的考慮。”
最重要的是，現代農業的發展已經暴露出了諸多問題。“現在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為了防治病蟲害、增加產量，農藥與化肥被廣泛使用，甚至是濫用，已經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袁隆平看來，這種濫用“簡直就是給耕地下毒藥”。
另外，家禽、家畜的傳染病，如禽流感、SARS等，已經變成了威脅人類生命的重大傳染病。“怎么保證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怎么控制人口的增長？怎么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多領域的專家好好坐在一起商量出個對策，并且遞交給中央，為國家出力。”
袁隆平期望著，“中國生命科學學會”能盡早獲批成立，成為他“大器晚成”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