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際，熱門影視劇里 “中山裝”、“旗袍”頻頻出鏡，又引發關于“國服”話題。記者昨天采訪多位知名服裝學科教授了解到，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時期都有類似《輿服志》的服裝規范，中國現當代史上最后一部全國適用的《服制條例》1929年出臺，此后便無明確“國服”之說。專家認為，當代中國仍需要“國服”，對外可展示國家和民族形象，對內也促進社會和諧。
中山裝一直是“準國服”
中山裝國人皆知，成為“準國服”之一。東華大學服裝學院博導包銘新認為，中山裝是西化的新中裝，卻比西服更為簡便，除了不用打領帶，對其內穿著的服飾也要求不高，屬一種功能性制服。其實，這種服裝還吸收了日本新式男裝的特點，早期留日學生族便較多穿著。此外，被印度視為“國服”的“尼赫魯服”也屬于這種系列，符合立領、單排扣等特征。
東華大學服裝學院的卞向陽教授曾作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赴美主講 《20世紀中國服飾時尚》，現正編著《上海近現代服裝史》。他認為，關于中山裝的起源說法不一，孫中山先生曾參與中山裝設計并無實證。事實上，1912年頒行的《民國服制條例》社會各界爭議極大，最終選擇了兩套服裝作為“國服”，一中一西。前者保留了長袍馬褂，后者為傳統西式禮服。“即使在17年后頒行的另一版本《服制條例》中，也沒有‘中山裝’的說法，只有一套公務員所穿制服與其相似。”
卞向陽表示：“中山裝其實是在1949年至1950年間，才成為一種普遍叫法。”包銘新教授也認為，“中山裝”的英文名詞若直譯應為“毛氏西裝”，這與毛澤東同志愛穿中山裝有關。
國服設計是個大難題
“請問，中山裝夏天怎么穿？”東華大學劉曉剛教授問道。作為我國服裝藝術設計學科的第一位碩士、博士，劉曉剛團隊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世博會等設計行業裝、職業裝。他坦承，“國服設計是個大難題。”
中山裝、旗袍能否作為男女版“國服”的候選服裝？服裝專家們也無法斷言。包銘新表示，“唐裝”也有資格當選國服，女版可以是上衣下裙兩件套。其實，所謂“唐裝”是在近代以馬褂為基礎演化而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舉行期間還被成功改良為與會領導人特色服裝。至于歷史更加悠久的漢服，如今不少年輕人為弘揚國學傳統，也自發形成了漢服群體。包銘新認為，在一些民族特色的禮拜儀式上著漢服也未嘗不可，現已有大學將漢服作為學位授予服裝。
總體而言，專家們贊成“國服”不應是一件單品，而應該是一個系列的服裝。不僅能滿足不同季節穿著，而且能根據不同場合、不同對象選擇穿著，在款式、色彩、圖案、裝飾等方面形成一套搭配。
建“國服庫”多輪比選
“國服”定案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少數人可為，需要全社會參與。劉曉剛建議，我國應嘗試建立系統化的“國服庫”，形成從內裝到外裝、從上裝到下裝、從冬裝到夏裝、從簡裝到正裝的系列化“國服”。建庫必須在廣泛民意調研基礎上實施，最初可能會形成數萬個服飾單元，都可逐步入庫。其后，通過廣泛意見征集，對入庫服飾單元進行優先性排序，經過好幾輪比選，才可能確定一套眾口可調的方案。
劉曉剛認為，“國服”必然具備眾多的識別性元素，如10種。每種元素都應有所考證和出處，有一定規范性，但又無強制性。比如“國服”可分為普及版和高級版兩種，高級版可能更正統，在10種設計要素中占有7種或以上；而普及版則一定是“從俗”的，10種要素滿足3種以上即可。
此外，“國服”對發展民族產業也意義重大。卞向陽教授舉例說，在舊有服制條例中，就明確提出“國服”應全部采用國產面料，針對的是當時大量進口尼龍等紡織材料，以及金屬扣件等。專家表示，“國服”若能在當今中國推廣普及，對民族精神與相關產業都有不小的提振效應。(記者 徐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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