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面臨的問題，目前我們看到的西方發達國家，幾乎都經歷了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對于社會轉型的內涵，人們可以有多種解釋，但多數人認為是指一個國家由傳統走向現代、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乃至信息社會的轉變過程。因此，現代性、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就成為社會轉型中的關鍵詞。
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歷的社會轉型歷程，國外許多學者曾做過大量研究，發表過很多研究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撰寫的《變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等。在這些論著中，他們通過量化和實證的研究方法，對一些國家的社會轉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并發現了一些帶有共性的現象。比如，社會騷動不安，不穩定的因素增加；社會成員格外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由此引發諸多利益沖突和利益紛爭；社會犯罪率明顯上升；政府官員在社會轉型期容易出現腐敗現象等。當然，西方學者還發現，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多數人的家庭初步現代化后，情況逐步開始好轉。因此，他們主張，一個國家處在社會轉型期，其重要任務就是大力發展經濟，使更多的人能夠早日實現現代化。
對中國社會來說，真正具有大規模社會轉型意義的，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事情。在這30多年的歷史性社會變革中，上面所描繪的西方國家在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現象，我們幾乎都遇到了。但是，中國的社會轉型又有其特殊性。
按照筆者的觀察，中國的社會轉型，至少有三方面比較獨特的地方：一是中國的社會轉型是“雙轉”交織。所謂“雙轉”交織，就是指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既面臨復雜的社會轉型的任務，同時又面臨體制轉軌的使命，即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后者是所有當年經歷了社會轉型的西方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特別是中國的市場經濟，由于缺乏市場經濟正常的自然歷史積累過程，客觀上增加了社會轉型的復雜性。二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關注“三農”，許多具體政策都向農村和農民傾斜；另一方面我們在農民工的待遇、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征用等方面，農民利益還有待于進一步關注。三是中國社會轉型沒有從根本上破解傳統“二元社會”的根基，反而演變成“三元社會”結構：即在農村、城市之外又出現了一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特殊群體。
資料顯示，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城鄉差距為1:2.22，而2009年達到了1:3.33，加上城市戶籍的隱形福利，我國目前的實際差距已經達到了1:5左右。與此相聯系，目前我國的財富分布也很不均衡，相對集中的趨勢比較明顯。
面對社會轉型，不管是社會成員個人，還是擔當社會治理責任的政府，都要保持一分清醒。從社會成員個人來說，首先要有一個好的心態，要自覺地抵御社會轉型中出現的種種誘惑和不良社會現象的影響，從個人社會角色的塑造、個人的社會參與等，適應社會轉型的變化，用自己的行動促進社會轉型的健康發展。從政府來看，要確立現代公共治理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實現善治。比如，在治理和服務方面，要注重社會利益的協調和社會矛盾的化解，注重對公眾訴求的回應。從當前來看，我們的政府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縮小貧富、行業、城鄉和地區差距，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老百姓的醫療、教育、就業、住房等突出問題。同時，為了提高政府治理的公信力，還要嚴格約束官員的公權力，提高公告治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嚴格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加強官員的問責以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化解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加速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社會轉型中的負面影響。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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