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的事業是神圣的事業，為了能夠解決沖突、促進和諧、避免戰爭的爆發，世界上有不少賢人志士前赴后繼，付出了他們的智慧和力量。正是為了要褒獎這樣的人士，諾貝爾先生才留下遺囑，要獎勵那些“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可惜，這是一個難以執行的遺囑，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標準的制定和執行。
世界是復雜的，矛盾是多重的，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對于如何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的方式和道路也會有不同的見解。這種利益和立場上的根本差異決定了：一、通向和平的道路是曲折的，二、維護和平的機制需要平衡和協調不同的利益，并在此基礎上達成諒解、妥協、共識、乃至和平協議，三、為和平和正義做出貢獻的標準應當綜合各種觀點，如果只代表了片面的意見，利用資金的強勢，去制造一種利益壓倒其他利益，一種觀點強加于其他觀點的局面，那就不是促進和平，而是促進強權了。
根據上述分析來看“諾貝爾和平獎”的評獎標準，特別是評獎委員會的構成和工作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根本就不具備評判“和平”的合法性。
首先，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的產生并沒有經過任何西方崇尚的民主程序，其成員均由挪威人擔任。挪威多年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并支持通過調解和仲裁解決沖突，但這并不表明挪威人對于實現世界和平正義的復雜性和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真諦有比其他國家的人士更多和更深的理解。其次，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的5名委員全部都有政府背景：4名擔任過政府部長，1名擔任過議會議長，他們的代表性即使是在挪威也難以稱為廣泛；一個自稱是“非政府”的民間組織卻全部由挪威的政界人士構成，誰授權他們對世界和平與正義這樣重大的問題進行評判了呢？第三，這5名評判世界事務的評委竟然有很多不諳世界事務，也并非該領域里的行家。在評選過程中，他們也沒有設計征求各沖突方意見的程序。這樣一個來自只有400萬人口的高度發達國家的政界人士的委員會有能力、有知識、有見地代表全世界60億人口制定“和平標準嗎”？因此，挪威著名法學家弗雷德里克?S?赫夫邁爾將該獎項定義為“挪威議會的和平獎”，而不是“諾貝爾和平獎”。該獎項既不能代表諾貝爾先生本人的初衷，更不具備任何普遍性的世界意義。
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的構成和評獎程序決定了它在歷次評獎過程中匪夷所思，甚至貽笑大方的決定。1939年，它曾因為德國人的壓力，將戰爭販子希特勒納入候選人名單。1989年，它將和平獎授予了從事民族分裂和武裝叛亂的西藏奴隸主達賴。2009年它又迫于美國人的壓力把致力于武裝分裂的熱比婭納入候選人名單。為了向世界第一大軍事強國美國示好，它把2009年的和平獎頒給了正在向阿富汗增兵的美國總統奧巴馬。2010年，它把“和平獎”給了顛覆中國的劉曉波。評委會的另外一個寵兒，前蘇聯的戈巴喬夫用“和平的手段”葬送并分裂了自己的國家，給自己的人民帶來了混亂、衰退、局部戰爭和不安全。領導了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趕走了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圣雄甘地，領導了中國人民擺脫貧困并通過和平方式收回了被殖民地占領多年的香港澳門的鄧小平等真正的和平志士都榜上無名。顯然，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并不只是致力于將自己的偏頗強加于人，而是在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武器，打擊真正愛好和平、致力于和平事業的人士。它們借助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世界聲譽，兜售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內容，以達到更加叵測的目的。
對于所謂“諾貝爾和平獎”評獎這種極少數偏激人士自娛自樂的把戲，偏有一些西方政客出來捧場，包括自己獲獎都不好意思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這使得“諾貝爾和平獎”作為政治工具的作用更加暴露無余。不過，現在世界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清“諾貝爾和平獎”的實質，采取了要么是置之不理，要么是直接揭露其實質的態度和立場。（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王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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