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蒙受十幾年冤獄、但出獄幾天后便拿到65萬元的國家賠償的趙作海相比，張志斌就顯得沒有那么幸運，盡管拿到了700萬元的賠償決定書，卻久久未能看見賠償款的蹤影。記者昨天（17日）從法律專家處了解到，根據現有的國家法律，張志斌所該得的國家賠償，事實是相當清楚的，賠償義務方也沒有疑問。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具體賠償上遭遇拖拉的現象，并不罕見。
誰侵害，誰賠償
“公安局說找當地政府，這個說法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卻是站不住腳的。”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關保英教授告訴記者，我國國家賠償法中，對于賠償主體的規定很明確。誰侵犯了當事人的利益，誰就應當對被侵害方作出賠償。具體到這個案子中，羈押張志斌的主體，很明顯就是大同當地的公安局，試圖對此進行推諉的任何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而根據我國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張志斌不僅應當從當地公安局處獲取被非法羈押的國家賠償，而且他被當地公安局非法扣押的財產，也同樣應當立刻得到返還。“東西扣押以后，沒有妥善保管，或者搞丟了，最后證明是非法扣押的，這些損失都應當直接退賠給當事人。”關保英表示，在張志斌被宣布無罪釋放之后，當地公安局就應當立刻返還他的合法財產，沒有任何拖延的理由。而假如媒體的報道屬實，大同市公安局還以明顯低于財產價值的價款賤賣了張志斌的財產，那么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當地公安局還應當支付相應的賠償金。
國家賠償，誰來監督
“國家賠償的行為缺乏監督，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上海諾盛律師事務所顧惠民律師告訴記者，盡管目前國家對于賠償標準、由誰賠償，都有著明確的規定，但是卻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國家賠償行為的實施，本應參照法律條款執行，但從最近幾年的一些知名案例來看，國家賠償的效率，除了賠償部門上級政府的意志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媒體和社會的關注程度。
顧惠民表示，趙作海之所以能夠這么快拿到國家賠償，不能不說與全國各地媒體的大批量集中性的報道有著密切的關系。沒有一個有力的權力部門來對國家賠償行為予以監督，使得很多當事人往往到最后只得求助媒體、求助網絡，而這種情況，恰恰是對法律本身的一種莫大諷刺。將于今年12月1日開始實施的國家賠償法修正案，盡管強化了對賠償時限的規定，但倘若只有規定，而無監督和制約措施，也很難確保最終實施效果如何。（實習生 葉松亭 記者 袁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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