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課綱爭議的根源，應追朔到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所進行的“本土化”課綱調整，透過“本土化教育”推動的所謂“去威權化”的政治工程，經由“國際”、“中國”、“臺灣本土”三個面向的“平衡論述”，產生新的世界觀、歷史觀與價值觀。
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建立所謂“同心圓史觀”，意即將歷史論述建立在“臺灣—中國大陸—世界”的獨立的外括關系，這改變了傳統將臺灣鑲嵌在整個中國歷史中的文本脈絡。這個做法在民進黨的政治傳播與實踐之后，無形之間卻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首先是島內藍綠意識形態與“法統”之爭。在傳統泛藍“中國為法統”之外，分裂出“以臺灣為法統”的“本土化意識”，配合“特殊國與國關系”與“臺灣前途決議文”的出臺，建構出“中華民國在臺灣”與“中華民國是臺灣”的政治邏輯。
在選舉的操作與政治社會化的交替作用下，不僅在臺灣內部發酵、發展出新的“國家認同”的內涵，更成為所謂“法理臺獨”的政治土壤。蔡英文日前所提出“憲政體制下的維持現狀”，可視為此一論述軸線的延伸。
其次是臺灣學術界的典范轉移之爭。在傳統“以中國為中心”(兩岸關系內部化)以及“以國家為中心”(由上而下的思維)的既有典范中，開啟了“以臺灣為中心”(兩岸關系外部化)以及“以社會為中心”(由下而上的思維)的新典范。
兩種典范在學術社群中相互競奪資源，且在政治上尋求藍綠的政治奧援，遂構成理論指導權力，權力反饋資本的扈從關系，兩者之間壁壘分明，難以對話。藍綠競奪文化話語權，也是本次課綱微調的另一個深層原因。
再者是產生“政治趨同”與“議題模仿”效應。特別是民進黨過去執政所灌輸“本土化意識”以來，已對國民黨產生巨大壓力，這可從一些國民黨政治人物在重要政治場合，出現類似“中華民國就是臺灣”或是“臺灣的前途由臺灣人民決定”的談話中得到解釋，這對一般民眾更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從而產生“國家認同”日益模糊的后果。這個現象，可從臺灣官方與學術機構針對身份認同民調的結果中得到解釋。
綜上所述，課綱微調爭議表面上固然可視為“后太陽花時期的社會運動”，但其本質更是臺灣藍綠長期在意識形態與學術典范分歧下的結構性產物，這種本質性的沖突若再結合臺灣即將到來的選舉氛圍，將使得問題更加復雜難解。(海峽導報特約評論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前副主任張宇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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