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兩岸和平發(fā)展聯合總會顧問仇長根在《中國評論》月刊一月號發(fā)表專文《九二共識是穩(wěn)定兩岸大局的“定海神針”》。作者指出：“九二共識是國共兩黨運用中國人的大智慧、大戰(zhàn)略的結晶，順應歷史潮流，得到廣大臺灣民眾的肯定與支持。”“九二共識是穩(wěn)定臺海大局的‘定海神針’，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分裂，兩岸關系才能全面正常發(fā)展。”“九二共識給兩岸帶來和平發(fā)展的曙光，尤其給臺灣人民帶來實際紅利，甚至是直接的受惠者。”“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fā)展的重要基石，深化經貿、文化交流和人員心靈溝通，相信未來九二共識定會產生新飛躍。”

　　文章內容如下：　

　　2012年是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達成九二共識20周年。1992年10月，兩會在香港舉行會談，雙方達成“九二共識”。海協會的表述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海基會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的過程中，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于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即“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對兩岸關系有何重大影響？“九二共識”更深層次的內涵是什么？“九二共識”與未來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乃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何關聯？筆者試作解析。　

　　“九二共識”是國共兩黨大智慧、大戰(zhàn)略的結晶　

　　1949年國民黨遷臺后，兩岸關系有30多年處于相互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況，當時也沒有可開啟接觸交往的時空與條件。30年后的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fā)表《告臺灣同胞書》，同日解放軍停止炮擊金門，其對臺灣的影響巨大。盡管當時臺灣仍處于“戒嚴”期，但臺灣民眾還是透過各種管道，了解到大陸正釋放出富有善意、誠意的希望緩和兩岸關系的資訊。1987年蔣經國在臺灣民意的強烈推動下，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緊接著臺商開始赴大陸投資尋求發(fā)展，之后兩岸各個領域的交流逐漸展開，一發(fā)而不可收。此時，兩岸民間涌動的巨大推力，人民的力量已無法阻擋，臺灣民眾從心底里急需要改變長期緊張、扭曲、不正常的兩岸關系。　

　　從1987年至1992年的五年里，兩岸民間經貿、人員交往已有一定的基礎，隨之衍生出的各種問題也浮上臺面，兩岸當局為此摸索如何創(chuàng)造條件，更加方便兩岸民間的交往正常開展，并為此作出不少努力，出臺了相關政策。但由于兩岸嚴重的政治對立，雙方缺乏互信，官方沒有任何實質性接觸，更談不上協商如何解決民間交往中的實際問題，使得交流停留在剛起步階段，規(guī)模不大，障礙不少。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此時國共兩黨都“以人為本”，希望啟動兩岸關系向好的方向發(fā)展，故1991年3月臺灣方面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10月大陸方面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作為兩岸官方無法直接協商談判的白手套，目的以兩會為平臺，打開僵局，展開協商，推動交流，解決兩岸民間交往交流中遇到的困難。這段時間里，國民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獨”的立場，顯示出國民黨理智的原則性、愛國的民族性。同樣，這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fā)，努力發(fā)展經濟，維護主權領土完整。因此，國共兩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由于國共兩黨在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上長期存在的嚴重分歧，根深蒂固，錯綜復雜，難以解決，雙方對代表中國主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各自定位，沒有交集，尖銳爭鋒。這樣的分歧，使得兩岸關系不可能走得順暢，兩岸經貿、文化等各種交流常受到這一政治因素的嚴重制約。即便有兩會接觸，也僅限于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范圍，只要一碰觸政治問題就會“擱淺”。在這種情形之下，兩會于1992年赴香港進行協商，雙方最終達成了“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的“九二共識”，這個共識的最關鍵點，是把“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個中國內涵”分開處理，先就“原則”取得共識，暫時擱置“內涵”分歧。雙方的本意是，從兩岸現實和大局出發(fā)，立足當前“抓機會”，求同存異“向前看”，可謂創(chuàng)造性模糊。這段歷史充分說明：1992年10月在香港舉行會談達致的“九二共識”，是國共兩黨運用中國人的大智慧、大戰(zhàn)略的結晶，它順應了歷史向前發(fā)展的滾滾潮流，符合兩岸關系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得到廣大臺灣民眾的肯定與支持，這就是九二共識產生的歷史背景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