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系七十年的發展和啟示（三）：兩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系統工程逐步推進

兩岸關系七十年的發展和啟示（三）

接上篇：

　　三、兩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系統工程逐步推進

　　兩岸關系的發展，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確立后，“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制度設計即為基礎性系統工程。包括港澳回歸的實踐，系統工程逐步推進。

　　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即有兩岸“和平統一”后臺灣可以“自行其制”的相關考慮。例如，毛澤東1961年6月13日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表示：如果臺灣“歸還中國”，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完全意義上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系統工程起于1979年。

　　從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宣示和平統一祖國大政方針開始，經過1981年葉劍英提出“九條建議”、1982年《憲法》新增第31條、1983年鄧小平提出“六條設想”，“一國兩制”構想逐步形成并具體化、系統化，1992年中共十四大將“和平統一”大政與“一國兩制”構想合稱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以法律形式確定，“國家和平統一后，臺灣可以實行不同于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前無古人、別無他者，是中國、中國人當今獨創的一種嶄新體制，也是現代政治集中體現中華文化“和合”思想的生動范例。其制度設計，在中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的同時，特殊地方實行資本主義；在實行資本主義的特殊地方成立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政府的同時，由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這種設計，把中國自秦漢以來一向實行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和世界上一些國家曾經或正在實行的復合制國家結構形式相結合，根據中國國情和現實，取長避短，推陳出新，被不少有識之士譽為“是對古今中外先進（制度）文化的總結與創造”。

　　“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本為解決臺灣問題所提出，率先在港澳實行，以后在臺灣“落地”將比在港澳實行更寬的政策。2019年2月1日，習近平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的講話中，進一步提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特別強調“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這樣，充分展現“一國兩制”之于臺灣的更大包容性和開放性，已引發包括臺灣同胞在內所有中華兒女廣泛熱議。臺灣各界都有人士已經或正準備積極建言獻策，新黨更率先提出該黨版本的“兩制”臺灣方案倡議。　　

　　于今看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解決臺灣問題所獨創的“一國兩制”，在獲得港澳20年左右成功實踐和多方面寶貴經驗后，更加突顯其“三尊重”“兩區別”“一共同”的特色。三尊重，即尊重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臺灣發展道路、臺灣社會現實、臺灣人民對未來生活的需求；兩區別，即區別于港澳已實行“一國兩制”的模式，區別于現今仍有人提出類似“聯邦”“邦聯”的另種模式；一共同，即所有中華兒女共同探索“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方案，尤其“充分吸收”臺灣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就像港澳回歸祖國重在“人心回歸”一樣，兩岸和平統一當重在“心靈契合”。兩岸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臺灣不是客體、而是主體，臺灣人民不僅僅是親人、而且是主人。（羅華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