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音：“天然獨”的破解之道
香港中評社4月19日發表評論說，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遠望》雜志總編輯石佳音在“兩岸融合視野下臺灣史論壇”上表示，反“獨”促“統”，必須有破有立，如果只提出相對于“臺獨”史觀的說法，但是不能破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沒有殺傷力。要破解“天然獨”，第一要刻意地拒絕使用“臺獨”語匯；第二要拆穿“臺獨”的知識論。第三，要批判“臺獨”的方法論。在看待兩岸關系以及進行反“獨”促“統”工作時，要注意輕重緩急，不僅要收回領土，還要達到心靈契合。
石佳音說，臺灣兩黨聯手搞的“臺獨”教改，產生的最麻煩的產品是“天然獨”。現在要反“獨”促“統”，必須有破有立，如果只提出相對于“臺獨”史觀的說法，但是不能破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沒有殺傷力。要破解“臺獨”，就要知道為什么反“獨”促“統”的工作做得不成功。過去假定臺灣年輕人會變成“天然獨”，或者是因為對大陸的了解不夠，或者是因為得到的利益不夠，所以大部分對臺政策，都是讓臺灣年輕人來大陸參訪，對他們讓利，一旦這些都沒有效果，就開始懷疑是不是有日本血統的臺灣人。關鍵是要正確了解“天然獨”。
為什么“天然獨”難以轉變？石佳音認為，“天然獨”不是天生的，而是臺灣幼童在一定條件下長成了不假思索支持“臺獨”的年輕人。“天然獨”不是不了解中國，也不是不知統一對其有利，甚至也不是不知“臺獨”沒有勝算，而是其“認知”框架決定了他們在“知識”上自認不是中國人。
石佳音說，“天然獨”的“自幼養成”是透過以下三方面的作用實現的：第一，“臺獨”政黨進行了非常徹底的語言系統的改變，已經把臺灣年輕人進行觀察思考的語言都改變了，比如他們創造了“日治”這個詞，比如小孩子接觸到的“大陸”和“中國”的概念是互斥的，其間的差別如同“狗”與“貓”（都是動物，但是是兩種不同的動物），“臺灣”與“中國”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共同體／社會／民族，比如大陸海關一度容許臺灣人走外國人通道；現在要求臺灣人走中國公民通道，卻說是“持臺灣護照”者。在這種語境下，用這種概念的框架看兩岸關系，兩邊就是“一邊一國”，臺灣目前的語境，加上后天教育，臺灣年輕人就會自然接受臺灣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兩個民族。臺灣人說去大陸就是“出國”，“臺獨”的語匯已經滲透到了各方面。
石佳音說，第二，“臺獨”有一個知識論，就是“臺灣島史”史觀，就是以臺灣島這個地理區域而不是人群或社會作為歷史敘事的主體，也是國族認同的對象，提出一套實際上在史學方法上完全站不住腳的史觀。現在的臺灣島史等于是把臺灣史視為臺灣島地質學的附屬史。曹永和以臺灣島（地理區域；而非人群、社會）作為歷史敘事的主體及國族認同（集體效忠）的對象，違背“歷史是人群／社會的歷史”、“人群才是歷史敘事的主體”之史學原則。
石佳音認為，當小孩子還沒有思考能力的時候，他讀到的教科書就教他，臺灣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我們生在臺灣島上，我們就是臺灣人。在這些觀念下成長的小孩子就是“天然獨”。“天然獨”充滿了因為無知而來的自信，這些人可以如此高姿態地展現他們對“臺獨”的忠誠，因為對他們來說，“臺獨”是客觀知識，這是“天然獨”的重要特征。他們沒有老一代“臺獨”人士那種“自憐”與“悲情”，反而能不假思索、充滿自信地展現對“臺獨”的忠誠與對“中國”的仇恨。
石佳音說，第三，“臺獨”的方法論是“想像的共同體”／建構論的民族主義。“臺獨”引用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將“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虛化，并倒過來進行“臺灣國”與“臺灣民族”的國族建構，這是“臺獨”意識形態的方法論。
石佳音表示，事實上，“國家／民族共同體”是基于歷史上的共同命運而生成，必須符合道德，而非只靠想像就可任意捏造。但“臺獨”刻意忽略國族認同的“道德原則”，利用西方理論“大師”的加持與包裝，將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視為合理。“雖然‘天然獨’是‘人造獨’，但是被當做客觀知識來學習的時候，這種信念就很難被改變。”
“天然獨”如何破解？石佳音說，第一，刻意地拒絕使用“臺獨”語匯，如終戰、日治。第二，要拆穿“臺獨”的知識論：歷史是人群的歷史，不是地質學的附屬領域。第三，要批判“臺獨“的方法論：“民族”不是“任意想像的共同體”，必須符合史實與道德。
石佳音說，總之，我們在看待兩岸關系以及進行反“獨”促“統”工作時，要注意輕重緩急，不僅要收回領土，還要達到心靈契合。輕重方面，文化促“統”應該重于武力促“統”、經濟惠臺等。緩急方面，要確定史觀重于史料的觀點：沖擊“臺獨”的史觀（不只是史料），重建符合歷史與道德的臺灣史。
“兩岸融合視野下臺灣史論壇”由福建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主辦，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軍事科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范大學、安徽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大學臺灣研究所、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范大學、福州大學、臺灣佛光大學、臺灣藝術大學及福建省檔案館、臺灣文獻館等臺灣史專家學者7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