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筆者有關釣魚島一文，曾提及“68年美國趁文革之亂，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此后，‘臺獨’運動方形成勢力”。當時，美國政策轉變來之突然，“臺獨分子”一時要提出理論依據自然謬誤百出。傳統老“臺獨分子”的“民族論”（臺灣人血統混雜，非中國人）與“新加坡論”（臺灣有如新加坡，從來不屬中國版圖）既然經不起推敲，便開始翻查各種概論，試圖為“國家”、“住民”、“文化”、“中國”、“中國人”、“華人”、“鄉土”、“臺灣人”、“政治實體”等等概念開發新定義。
30年來，搞得一天星斗，迄今仍舊在基本定義問題上糾纏不清，甚至最后連自己是什么人都說得辛苦。西方學子研究社會科學，先從概念著手（而非狹隘的定義），繼而理論，繼而體系。中國人則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相當西學的初步“概念”，似乎是“臺獨分子”永遠無法逾越的門檻。
為使厘清“臺獨分子”的一些盲點（即他們所執著的“定義”），同時為促進兩岸間的和平發展，筆者早于90/91年之交，分別在臺灣《自立晚報》與香港《大公報》發表《給臺灣地位定位》一文（見最近略加更新后發表的《從國際法角度給兩岸當局建言》）。有趣的是，91年此文發表后，“臺獨分子”便開始斷章取義，動輒抬出本人提出的“政治實體”概念亂作文章。
譬如，最近就再度試圖以“政治實體”名義爭取世界衛生組織的觀察員地位。其實，提出“政治實體”依據，等于強調“臺北政府”既非“犯罪團體”，又非“非法政府”，而是個可以成為國際法主體的“政治實體”，也即是可以受國際法保護的“交戰團體”。“臺北政府”一方面想利用“政治實體”（即交戰團體）地位擴大“國際空間”，另一方面卻強調自己是個與中國無關的“主權獨立國家”。除了表現出知識貧困外，還反映出其求權利、避義務的小心眼。
談及“定義”，“臺獨分子”最拿手的招數就是：據政治學概論，“具有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四大要素者便形成國家”，“中華民國”四者兼俱，自然是個國家。“臺獨分子”的盲點在于，該政府早于45年內戰爆發后便受到挑戰，而后退守臺灣。只要內戰未決，勝負未定，不論哪個交戰政府受到國際社會承認為中央政府，兩交戰政府的最終地位均處未決狀態，除非，一方制服另一方；或者，雙方簽訂和約宣布統一；或決定互相承認、各自獨立（如捷克與斯洛伐克）。“民進黨政府”的辦法是：不求改善和平環境，藐視對方的存在，圖借外力解套，自以為實力是加上美國的總和。險且惡！
“臺獨分子”接著會說：“多年來，除了58年，兩岸幾乎沒有什么交戰，怎么能說是內戰未決呢？”殊不知，每當“臺北政府”搞些小動作，北京政府就得采取點軍事行動，目的即在于提示內戰未決狀態。此方動作越大，彼方反彈越烈。換言之，維持現狀（指“兩國論”之前的狀態），大家相安無事；輕舉妄動則不僅招惹理論的批判，甚至導致武器的批判。
還有些“臺獨分子”會強調，49年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有個中華民國，不是“一邊一國”又是什么？問題在于，中共改變國號目的僅僅在于強調新政府的新內容，改變國號為國際上常見行為，既不表示重新建立國家，也不意味存在數千年的中國需要重新建立，更不會為了改變國號喪失或增加任何權益。就主權權益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曾放棄過國家統一的主張；至于《中華民國憲法》，也明文規定其領土范圍及于中國大陸。民進黨口口聲聲“民主法治”，實際上卻是無視民眾安危、知法犯法。
總而言之，拘泥于狹隘定義的人，多有視野局限于自己肚臍眼的毛病。離奇的是，近來也有若干大陸的“哈美派”跟著幫腔，他們關心的問題大概不是“臺獨分子”思想牽強、貧困與否，而是“臺獨分子”袋里還兜著多少可供提取的碎銀子。（文/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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