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的分類法是按洲別、國別，一般北美洲有八個書架，其中美國占了八分之七，南非則只有一橫檔的兩格——基本只有兩位作家：庫切和納丁·戈迪默，剩下還有幾本《非洲童話集》之類，偏偏這二位都蠻不好讀的。論起來，庫切是知識分子的艱澀，更英國化一些；戈迪默才真是替黑非洲寫字，她筆下有非洲大陸的熔漿，有黑人的苦難，有種族隔離對黑白雙方的共同傷害——“從此你們將分開，像奧利奧的巧克力餅干再也見不到奶油”。讀戈迪默，要有耐心，還要有足夠的同情心，當然也得收起眼淚，夠冷峻。

　　看她的第一部書還是《我兒子的故事》。小學老師索尼忍受不了屈辱：不能與白人同事共用廁所，連坐在同一張長凳上都不行，毅然揭竿而起，成為反抗組織的一員。本應與白人勢不兩立，他卻愛上身體柔軟、雪膚花貌的白人女子。兒子無意中發現了他的偷情，嫉妒、憤怒、猜疑……諸般感情紛至沓來，徹底毀掉了他的家。索尼的妻女去參加戰斗隊，情人成為聯合國工作人員，所有人都離開他。甚至他的家，也被激進的種族主義者燒毀。“煙的氣味，那是她的氣味。毀滅的氣味，被毀滅的一切的氣味。”滅頂之災，一向毀滅所有人，不管你的膚色是黑還是白。

　　為黑人權益奮起疾呼的女作家不止她一個，有寫《紫色》的艾麗斯·沃克，還有寫《恩慈》的托尼·莫里森，但她們與戈迪默最大的區別是，她們是黑人，而戈迪默是白人；她們在美國，而戈迪默在南非；她們追思祖先的故事，而她寫的就是當時這個種族隔離的國度。

　　1923年，戈迪默出生于黑白人種混居的南非礦區，對有色人種的苦痛、不同人種的斗爭，從小就深有體會。早慧的她，9歲就開始文學創作，一生著有13部長篇小說，200多篇短篇小說及戲劇若干。她的書因為尖銳指向種族隔離，對當時南非政策多有批評，多次遭禁。其中，《陌生人的世界》和《已故的資產階級世界》都遭禁十余年。

　　戈迪默與曼德拉結下終生友情。1962年，曼德拉的著名演講詞《為理想我愿獻出生命》就是在戈迪默的協助下起草的。曼德拉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時，戈迪默也同時在場。雖身陷囹圄，曼德拉卻總有辦法讀到戈迪默的新書，戈迪默稱他為“我最迫切期望的讀者”。曼德拉1990年出獄時，宣稱最想見到的幾個人就有她，視之為英雄。南非廢除種族隔離、促進民主選舉，戈迪默都為之立下了汗馬功勞。

　　1991年，戈迪默因《七月的人民》獲諾貝爾文學獎，而戈迪默一生最自豪的成就卻并非此事，而是1986年曾出庭作證，令22位國大黨人免遭死刑。我最欣賞的她的作品，乃是《貝多芬的八分之一是黑人》。其中所寫的，就是解除隔離后的南非困境。一位曾經反種族隔離的斗士，他在舊時代，是政府的敵人；在當下，卻無法融入正常的生活——雖然南非長袍十分流行，但穿在白種人的高瘦身材上不太像樣。當年的黑人同志，早就功成名就，為了避嫌，也不必與白人交朋友，而后來的人，不需要知道他的歷史。到最后，他不得不幻想自己曾經有黑人血緣。他才發現，他曾歡呼過等待過的新社會來了，他卻變成了局外人——這是戈迪默的夫子自道嗎？

　　沒錯，消除了種族隔離的南非，并沒有萬事大吉。大量黑人涌入原本白人的聚居地，令白人們棄居離去，造成荒蕪地帶，引發許多治安問題。包括戈迪默自己，都曾遇到入室搶劫，將她的現金珠寶劫掠一空。因為拒絕交出亡夫給她的婚戒，她還挨了打——那些打她的黑人，也就是她曾為之抗爭過的人呀。但我想，戈迪默不會介意，就像她在《貝多芬的八分之一是黑人》里面陳述的那樣：“總有些人要做時代的先驅者，而他們的犧牲將付諸東流。”她是“南非的良心”，但良心只在面對大是大非時有用。和平來到，民主開始，剩下的，僅僅是作為作家的戈迪默。

　　她寫過一篇《夢會亡友》，虛構她與幾位故交薩義德、蘇珊·桑塔格及桑普森三人的對話。現在這不是虛構了，她將在天堂與他們重會。（葉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