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莫言，“無用”的文學有什么用？

　　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結束后的晚宴上，莫言脫稿講話，并且以這樣的結語概括了他自己對文學功能的認識：“文學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這個否定性的修辭或許可以看作莫言小說寫作的秘密，也是我們閱讀莫言的入口。

　　莫言的這句話說明，莫言不是為了社會教化的目的而寫作，文學寫作是訴諸作家個人心靈的一種方式，是作家以其獨特的視角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徑。而作品的社會意義，無非是讀者與作者的心靈碰撞的結果。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說并不提供絕對正面的價值，而是通過不斷消解，以否定的姿態批判和諷刺了籠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無疑是批判家魯迅的傳人。

　　即使在早期的“尋根”作品中，莫言的懷舊感就懷有某種不純粹的暗流。《透明的紅蘿卜》帶有象征主義的情調，主人公黑孩在小說中幾乎一言不發(“莫言”的化身？)，而他的純真和幻想總是被生活中的不幸所打斷。到了《紅高粱家族》，莫言的野性風格開始暴露。這個描寫土匪抗日的故事充滿了戰爭和愛情的血腥與狂暴。小說用“我爺爺”“我奶奶”“我爹”這樣的人稱敘說和渲染祖輩們年輕時的方剛血氣，具有明顯的突兀效果而又不無挑戰平庸現實的意味。之后，莫言在《歡樂》《紅蝗》等作品里語言的放縱恣肆從寡言躍向了聒噪，從美學走向了“丑學”。

　　《十三步》可以看作是莫言后期風格的開端：方富貴猝死之后又復活，被妻子認為見了鬼，只好動手術把容貌換成鄰居和同事張紅球，而真正的張紅球卻被整容師妻子驅逐出去流浪街頭，遭遇各種倒霉事情。問題是，方富貴為了不讓妻子驚恐換成張紅球的臉，卻反而無法使妻子相信自己的身份。方富貴只好在明里當了整容師的“丈夫”，而在暗地里還試圖“勾引”自己的妻子。小說表達了一種卡夫卡式的主體的錯亂或喪失，不過不同的是，這種身份的危機竟然是舍不得輕易放棄的：方富貴在朋友之妻那里獲得了別致的滿足，又在自己的妻子那里獲得了偷情的快感。小說敘述的反諷將粗鄙、卑劣、不幸的現實生活赤裸裸地展示出來，卻始終保持著愉快輕松的語調，形成強烈的反差。也可以說，莫言不是簡單地揭示現實的殘酷，而是將悲劇以喜劇的方式呈現出來，以自我滑稽化的敘事聲音杜絕了那種將現實悲劇化之后施以同情的虛假高姿態。

　　莫言小說的成就在《酒國》里達到了高峰。這部小說不但觸及了現實最駭人的部分，而且表現了暴行在正義和理性幌子下隱秘而不可窮究的本質。小說中，偵查員丁鉤兒到一個名為酒國的地方去調查腐敗的政府官員吃嬰兒肉的事件。但英雄與小丑之間僅一步之遙：這位偵查員在嫌犯招待他的筵席上不能自持，加入了吃嬰兒的行列(當然也因為主人聲稱吃的是“人工”的嬰兒)，一醉方休。偵查員繼而陷入了與嫌犯妻子的奸情，被活捉受辱，落荒而逃，最后落得個掉入糞池淹死的下場。小說的敘述大量依賴于戲仿的語調：那種宣傳所特有的語匯、句法，以及主流文學里過于高尚的辭章，以極不諧調的方式參與了對污濁和殘酷現實的描寫。

　　《生死疲勞》里也有一個丑角般的人物名為莫言，一個巧言令色、擅長虛構的底層寫手，可以看作是作者莫言再一次的自省和自嘲。莫言揭示了寫作行為在作品進程中的虛妄，應和了他所說的“沒有用處”的文學。而莫言作為他自己小說人物的卑微形象，也可以和真實的莫言在現實層面上言辭閃爍的懦弱性格相映照。書寫“沒有用處”的文學和扮演“沒有用處”的作家，無不迫使我們通過體驗主觀與客觀的巨大反差，感受到世界的無情。（楊小濱 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