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治只有“否決”沒有“解決模式”

　　臺灣《聯合報》20日社論指出：臺灣政治具有很強的對立文化，這一方面具有監督作用，可以避免腐化；另一方面卻也導致施政的窒礙難行及反覆不定，計劃動輒擱置延宕。“九合一”選后的局勢便是如此，不少新任首長不斷推翻前任的建設和施政計劃，以示自己的“新政”作風。我們要提醒的是，如果只有“否決”，而不能提出“解決”，其實沒有進步的意義。

　　舉例而言，柯文哲連日來針對臺北市多項ＢＯＴ案力杠財團，包括就松山文創園區責備富邦集團“社會觀感不佳”，為大巨蛋建案怒罵遠雄集團“無法無天”，并痛批由鴻海集團承包的臺北秋葉原建案“賣得太便宜”云云。有些財團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妨鳴鼓而攻之，也能贏得民眾掌聲。然而，這些案件均涉及公共建設，市府是計劃的主要當事人，掌握有全部的資料；柯文哲應該逐案檢視，就其中問題找出解決之道，或加重罰責，或從市政權責中找出制裁之道，使計劃更臻完美，而不能只是憑著權威任意貶損他人。

　　柯文哲正值盛氣凌人之際，有些財團不敢直接和他對杠，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了事。但怒罵一通之后，如果一切都沒改變，終歸是作秀及發泄罷了，于事無補。而碰上郭臺銘這種不愿忍氣吞聲的企業家，大張旗鼓反擊，要柯文哲48小時內還他清白；如此相互叫陣，而其間是非黑白依舊不明，除了徒然擾亂社會人心，又有何用？

　　柯文哲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拆除昆陽陸橋、償還若干健保欠款，都顯示他的魄力，贏得市民叫好。然而政策有長期／短期之分，施政有除弊／興利之別，只做短期或只會除弊，其實都不夠；要有長期的興利作為，才能為臺北市創造真正的價值。以社子島的開發為例，不論要選擇“曼哈頓模式”或“阿姆斯特丹模式”，都必須提出可靠的評估，而不是憑自己的第一印象率爾全盤否決前人計劃。無論如何，柯文哲必須承認，許多市政議題的專業度和復雜度遠超乎其醫師的知識及經驗范疇，他必須虛心學習。

　　談到政治上的杯葛，民進黨更是此中翹楚。以《兩岸服貿協議》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為例，由于綠營的抵制，在“立法院”已經躺了一年多，既不審理，也不表決；難道是要等到民進黨執政，才肯放它過關？再如高鐵的財務改善案，民進黨反對“交通部”的計劃，自己卻又提不出更佳的解決途徑，只是一味杯葛；等“交通部”放棄財改方案打算改走接管一途，民進黨卻又去阻擋獎參條例的修法，不許臺當局接管高鐵。像這樣的反對黨，不必動腦出任何主意，只需坐在那里搖頭說“不”，擋住對手的每一條路，居然也在選舉中大獲人民的選票獎勵；政治落到如此簡單、弱智的地步，臺灣怎么有進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