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騷亂不止或迎來“新威權時代”

　　6月30日是穆爾西就職總統一周年紀念日。當天，迎接穆爾西的不是慶典和鮮花，而是人數超過l400萬的超大規模示威游行。這也是埃及自2011年穆巴拉克倒臺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示威。

　　毫無疑問，當下的埃及處在六十年來最糟糕的歷史時期。自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臺以來，埃及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外匯儲備銳減60%，外債和財政赤字激增，失業率、通脹率居高不下。同時，政壇劇變導致該國原有政治平衡被徹底打破，國內日益分裂為伊斯蘭當權派和世俗反對派兩大派別，雙方政治理念差異甚大，權力爭奪無休無止。社會治安也日趨惡化，偷盜、搶劫、兇殺等刑事案件頻發。有阿拉伯媒體稱，當前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輪船，沒有船長、航員、航海設備及可供停靠的海岸，國家就像裝在悶熱的錫罐里，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困難使國家窒息，隨時會陷入“國家崩潰”的危險。而穆爾西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執政一年多來，各項改善民生目標均未兌現，國家始終沒有好轉跡象，埃及民眾對現狀極度失望，對穆爾西政府日漸失去耐心。

　　埃及局勢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固然與穆爾西執政方式有關，但顯然不能完全責怪穆爾西政府。埃及諸多積弊大多是結構性問題。尤其是埃及過去三十年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民族工業日益萎縮，整個經濟結構日益被鎖定在產業鏈下游地位。解決這些問題是個漫長過程，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相反，埃及經濟十分脆弱敏感，極易受外界風吹草動影響。近兩年來埃及政局動蕩不定，加劇導致資本外逃，旅游業蕭條，令埃及經濟雪上加霜。這種趨勢顯然不是穆爾西所能阻止的。

　　此外，這也與埃及政治轉型的道路誤區有關。穆巴拉克下臺后，埃及朝野均將民主化轉型視為紓緩困境的主要法寶，認為只要埃及有了“民主”，其他問題將迎刃而解。殊不知，民主化轉型只是讓埃及剛從一個陷阱爬出來，又墜入“民主陷阱”：其一，民主只是一種政治體制和遴選領導人方式，它本身不是萬能靈藥的，不可能解決所有難題;其二，實現“好民主”是有先決條件的，包括成熟的政黨制度、龐大的中產階級、具有底線共識的政治文化等等。而埃及貧富分化嚴重、根本沒有世俗反對黨，民眾對民主游戲規則缺乏深刻理解，由此導致埃及的民主化進程，使宗教色彩十足的穆斯林兄弟會成為最大贏家，同時也將埃及變成將“普力奪社會”——各個階層競相通過自己熟悉的方式表達訴求，干預政治進程，由此導致政治失序、內耗不止的“壞民主”。事實上，不僅穆爾西上臺會遭遇民眾抗議，世俗反對派執政同樣會遇到類似問題。簡言之，埃及民主化轉型是試圖通過簡單化手段解決復雜化問題，結果可想而知。

　　很顯然，當前埃及又站到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引發各方關注。很顯然，在可見未來，埃及動蕩仍不會停歇。2011年埃及民眾起身反抗穆巴拉克統治，包含了謀求民族尊嚴、民生改善、民主自由等多重訴求。迄今為止，絕大部分目標遠未實現。迄今為止，埃及變革仍然是場“未完成的革命”。而埃及民眾政治意識充分覺醒、政治能量充分激發起來的情況下，這種不滿情緒隨時會轉變為大規模抗議乃至暴力沖突，由此使埃及未來政局仍將風雨飄搖。

　　而在持續不斷的埃及亂局中，穆爾西政府和世俗反對派很可能兩敗俱傷，唯有軍方才是最大贏家。埃及軍隊歷來是決定埃及政壇走向的關鍵。當年穆巴拉克正是控制了軍隊，才得以長期掌控埃及，后來正是軍方“反水”，才導致其被迫下臺。穆爾西政府上臺后，埃及軍方并不甘心“重返軍營”，因而與穆爾西政府貌合神離。埃及國防部長塞西曾警告穆爾西，勿將軍隊“穆兄會化”。目前，雖然埃及軍方仍不具備發動政變、恢復軍人統治的主客觀條件。但毫無疑問，如果埃及政治對抗日益失序，乃至國家面臨崩潰邊緣時，埃及軍隊很可能“走出軍營”，使埃及迎來“新威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