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梁

　　當西方遠離世界，而世界也遠離了西方的時候，架設溝通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橋梁——尤其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需要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強烈。在當今世界上，只有極少數(shù)候選人天然地適合此項工作，而印度是其中之一。

　　在西方的印象中，印度有一個特殊的位置。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看上去既陌生又遙遠。相比而言，西方人對印度文化和文明卻予以肯定。這部分源于西方人印象中英國對印度統(tǒng)治的浪漫化。然而，印度在去西方化的大潮中也未能置身事外。大多數(shù)當代印度學者認為，西方把自己置于高尚的道德基座上的行為是不正確的，西方不再被認為是人類文明最高價值觀的保管人。同時，印度卻在另一前沿領域鼓勵著西方。

　　如果西方相信全球事務中的西方時代逐漸消失，意味著人類秩序的一次道德淪落，那么當它發(fā)現(xiàn)如今人們所感知到的西方價值觀其實是起源于東方時，也許會松一口氣。阿育王（公元前272—前232年在位）和阿克巴國王（1556—1605年在位）的例子就能表明印度擁有獨立的傳統(tǒng)，而該傳統(tǒng)尊重自由、寬容、理性和邏輯的價值。西方不能再認為其他文化無法像西方那樣理性地思考了。

　　基于此種背景，我們清晰地看到，印度將要扮演的角色與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和近期的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將大為不同。印度天然的角色就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梁。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印度更有資格來扮演這一角色。

　　數(shù)世紀來，印度一直是幾大文明的交匯點。現(xiàn)在，隨著經(jīng)濟的復蘇，印度開始了文化復興，而這種復興將不再局限于印度次大陸。尤其是通過寶萊塢，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發(fā)生。正如印度作家沙希·塔魯爾在《印度時報》的專欄里寫到的：“寶萊塢是印度文化的秘密武器，其電影產(chǎn)量是好萊塢的5倍。它那耀眼的娛樂品牌不僅為僑居美國和英國的印度人所熟知，同時也登上了塞內加爾和敘利亞的銀幕，并借此把印度推向了全球。”

　　寶萊塢的一大優(yōu)勢就是成功解決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分歧。信仰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主要導演和演員們和睦相處，共同工作。他們還拍攝出能夠同時吸引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電影。彌和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分歧的能力，正是寶萊塢的獨特優(yōu)勢。相比而言，好萊塢就沒能修補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分歧，反倒令人悲哀地強化了基督徒對穆斯林的偏見。在好萊塢電影中，老套的穆斯林形象是一群只能搞邪惡的恐怖襲擊的歹徒。

　　考慮到不同的歷史經(jīng)歷，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系的發(fā)展將不同。中國有過閉關鎖國的經(jīng)歷。當它驕傲地強勢復蘇后，就將面臨著一次文明的選擇，盡管選項之一是像唐朝時那樣開放和寬容。另一方面，印度作為幾種文明的交匯點，一直在不斷地接受并吸收外國文化思潮。因此，印度恢復其扮演橋梁的天然角色，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在很多西方人認為西方不能與伊斯蘭國家和平共處時，他們應該學習印度，看印度是如何協(xié)調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眾多文化的：在印度歷史上，大多數(shù)時候這些文化是和平共處的。

　　結論很清楚：印度政治和社會文化有其獨特的一面，包容和寬容精神遍及印度。當西方經(jīng)常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把它自己與邪惡帝國或是邪惡軸心區(qū)別開來時，印度人卻一直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多種色彩的組成。印度人融合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能力可能很好地界定了印度在溝通東、西方關系中的歷史地位。它能夠履行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讓西方主要人物確信，他們不應該繼續(xù)將自己視為西方文明這一種主要文明的衛(wèi)士和保管人，而應當成為人類文明的衛(wèi)士和保管人。當然，要使西方相信這一點并非易事，我們需要用一場大規(guī)模的教育運動來讓西方明白，其實，西方與東方在本質上并沒有任何差別。▲（作者馬凱碩 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著有《新亞洲半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