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治庸”或能治標恐難治本

　　由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掀起的治庸風暴正在席卷江城，我剛好昨天還在那兒，至少從外表上尚看不出明顯的效果：街道異常擁堵，交通秩序幾乎稱得上混亂。

　　這場風暴被媒體宣傳的一個實例是：某公務員因為上班吃早點被罰近萬元。

　　如此力度，應當會有效果，至于這種效果能否持久是另一個問題了。類似的治庸，北京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有過，那時人民日報記者蹲在中央直屬機關門口拍攝有多少上班遲到的工作人員，并予以曝光，引起社會很大震動。

　　這個當年試圖通過媒體介入予以外部監督來解決卻仍未能解決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介入后來被中止了)，今天通過一個內部自糾自查的“治庸辦”就能夠解決嗎？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解決，卻不能不表示懷疑。由于公務員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真正實行過，吃的仍是大鍋飯，要打開這樣一個局面，即使市委書記下決心，攪得動嗎？

　　人難免有惻隱之心，尤其都在同一個體制中，有相近的經驗與體會，這是否會因此影響治庸力度？或者如此做法本身就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而群眾可以做的只限于投訴舉報，最終這類投訴舉報還是得通過體制內的執法者來解決，能不打折扣嗎？

　　為什么不可以從制度設計上賦予人民更大的監督權力？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此次運動主要目的是為了“優化投資環境”，讓阮成發下決心的據說也正是若干數字，譬如武漢市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在19個省級、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第13位，利用外資排名第11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14位……而政治道德與體制文明的考量在他決斷中占據的分量相對要小些。

　　事實上，庸政本身就是對老百姓的欺騙與背叛，拿了納稅人的錢不做事或少做事，在一個現代社會，如何說得過去？

　　正在制定的武漢市《加強公務員平時考核的意見》無疑是必要的，但更大范圍與更高層面的制度建設恐怕更加重要。它的核心精神應當是“權為民所賦”。（趙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