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醫(yī)救妻”，不僅要問罪丈夫

　　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癥，透析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yī)院公章，并用這個假公章到醫(y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４年的免費透析治療，而他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肺結核卻從不去醫(yī)院。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本報今日A17版）

　　私刻公章，詐騙金額達17萬元，這樣的犯罪行為，沒有被網友苛責與批評，相反，“有情有義的漢子”等贊譽卻在新聞跟帖里撲面而至。如此的吊詭，無非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缺乏大病救助的尷尬困窘里，個人的人性之惡，很容易被感同身受的公眾給予體恤與諒解，并引發(fā)對制度無力的責難。

　　我們自然不能原諒廖某私刻公章的舉動，但對于其寧可自己不看病，也要為患重病的妻子看病，甚至冒犯罪風險的這種不離不棄的情懷，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事實上，廖某并不是天生品行不端之人，其下崗后開摩的拉活，勤勞本分，但在透析半年花光所有積蓄的沉重壓力下，救妻子，成為鋌而走險的理由。

　　如果我們的醫(yī)保制度庇護到位，這樣的悲劇顯然可以避免。當前，有關大病救助的制度依然無力，對于如尿毒癥這樣的大病來講，如果沒有政府層面的救濟與兜底，“一場病消滅一個中產”并不是寓言。

　　大病救助機制是責任政府的體現與擔當，在關鍵時刻，政府和制度有必要幫幫那些處于困境中的患者及家屬，只有攙扶起這踉蹌的人性，才能避免更大的惡與不良后果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