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地球權益的托管人，必須以負責任的心態更加積極地推進垃圾分類工作

　　一段時間以來，類似垃圾偷倒入江、跨地區偷倒等事件不時見諸報端，某種程度反映了一些地方在垃圾處理問題上面臨的窘境。事實上，垃圾處理已經不單單是環境問題，更是治理問題，措置不當會引發“鄰避困境”。在提高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的同時，做好垃圾分類已經成為必然要求。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境改善”，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保護好人民群眾賴以生存的環境既是“暖心工程”，更關乎人類的生命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相較城市，在鄉村，垃圾圍村、垃圾圍鎮的現象也在加劇。筆者在武陵山區等地的調查發現，鄉村地區的工業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激增，原有的垃圾處理能力嚴重滯后。有的縣一年需要處理的生活固體垃圾為7.66萬噸，垃圾廠處理能力卻只有3.65萬噸，處理率僅為47.65%。大量垃圾不經處理直接進入到自然環境當中，露天垃圾場比鄰居民生活區和農田，破壞了居民居住環境、土壤環境、污染地下水。有的鄉村盡管設置了垃圾轉運點、建了固定的垃圾存放設施，但是由于后續處理環節缺失，一到傍晚就“家家點火、戶戶冒煙”，每家每戶都變成了“垃圾焚化場”，嚴重污染空氣。

　　垃圾分類既可以減輕環境壓力，也是治理能力升級的體現。然而，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試行垃圾分類制度的效果來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十多年來進展不大。各地廣泛設置的分類垃圾桶，也大都成了擺設。垃圾分類是文明進步、公民意識提升的結果，很難想象在環保意識不強、習慣于胡亂丟棄的環境中，垃圾分類能夠推行下去。因此，提升人們的垃圾分類意識，需要進課堂、進校園，從娃娃抓起，這對習慣養成十分重要；在社區，也有必要讓環保志愿者等群體參與進來，督導人們垃圾分類。這也是日本、韓國、德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在推動垃圾分類方面的經驗。

　　垃圾分類還需要環境行政管理體制的改善。擺放分類垃圾桶僅僅是最表層的工作，還要根據人們日常的行為習慣設計可行的政策制度。比如，臺北市在世紀之初實施“垃圾費隨袋征收”政策，就是考慮到人們承擔垃圾處理費時的“節約心理”，制定了詳細的垃圾分類標準，清潔隊每天下午5點或者晚上9點到固定地點運輸垃圾。同時，亂丟垃圾者往往會被處以重罰，遍布街頭的攝像頭以及鼓勵市民舉報的政策，讓亂丟垃圾者無所遁形。浙江省金華市把垃圾分為“會爛的”和“不會爛的”，把會爛的垃圾丟進去轉化為有機肥，不會爛的則由保潔員分揀后集中處理。一些城市小區，居民們還可以將可回收的垃圾用來抵繳物業費，這也有效提高了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引入社會力量，調動其積極性，成為參與垃圾分類的重要主體。

　　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地球權益的托管人，必須以負責任的心態更加積極地推進垃圾分類工作。要基于人們的行為動機和現有的社會環境，構建全過程、多環節的垃圾分類工作體制，形成政府、社會與市場合作互動的工作機制。（作者:吳曉林 湖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大學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