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官員落馬了，他們的綽號也得以公之于眾。其實腐敗官員的綽號并非案發后才有，而是案發前就在民間流傳，路人皆知。媒體盤點了一批落馬官員的“小綽號”，比如“拆遷大佐”——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玉癡省長”——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發審皇帝”——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這些“小綽號”背后，暗藏著“大信號”。（新華網11月23日）

　　這些官員的“小綽號”，并不是說落馬之后，老百姓根據媒體報道的貪腐事實新造出來的，而是在民間早就廣為流傳，是飯桌上經久不衰的談資。結合媒體報道的事實，發現這些“小綽號”確實名副其實，一些官員落馬之前就是這樣的人。

　　一個官員做得怎么樣，平時官聲如何，“莫以百姓好欺”，百姓也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如果一個官員干凈干事、為官有為，百姓會以自己的方式來稱呼，比如很多百姓稱孔繁森為“活菩薩”，喊牛玉儒是“孺子牛”。反之，如果一個官員不務正業、不守規矩，甚至胡作非為、肆無忌憚，百姓就會以最原始的方法，通過起綽號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憎惡。

　　當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于組織部門來說，不能把綽號與行為簡單掛鉤。并不排除有些官員的綽號，可能存在放大和誤解的成分，甚至也不排除是個別人玩笑之作。但就整體來看，這些“小綽號”還是有著“大信號”的味道，多是一些官員平時言行的高度形象概括。而且，這些“小綽號”能夠在民間流傳，代表著一定的民意，體現著民間某些好惡。

　　對于官員來說，你怎么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么對待你；你平時有什么樣的表現，就會有什么樣的民意評價。由于掌管證監會發行部多年，姚剛一度被稱為“發審皇帝”，而如今發行部成了一個“高危部門”。“發審皇帝”這個綽號，不一定說明一定有貪腐問題，但起碼說明權力過大過于集中。從避免廉潔風險的角度考慮，進行一些提前的制度設計和風險防范，卻是應該和可以的。

　　如果這些“小綽號”，在官員落馬或升遷之前，就能及時進入上級部門視野，那么這些官員作惡、犯錯，都有可能小得多。而且發現及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極端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