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一部字典耗時36年,這樣的“新聞”令人驚訝。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車洪才編纂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最近將要出版。除了編纂者,已經沒有人還記得有這樣一項國家任務了。2012年,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共同編纂的20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的時候,工作人員甚至不知道國家還有這樣一項工作。(4月8日《北京青年報》)

　　編纂一部字典耗時36年,在多少有些浮躁的當下,依然有這樣的學人,其精神值得稱贊。車洪才如此描述自己的人生軌跡:“回顧我幾十年來走過的道路,我只是被裹挾在歷史的潮流中,受我所處的大小環境形勢變化所支配。”這位出生于1936年的老人,自中年時接下編纂字典的國家任務,不計名利伏案36年,耗盡了畢生心血。

　　裹夾于歷史潮流的說法,無疑是老人過于自謙了。就知識分子的一生而言,從中年開始的36年,無異于追求事業高峰的黃金時期。但車洪才教授卻堅守了一項被世人遺忘的國家任務。

　　了解了這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背后的故事,許多人都會為車洪才的堅守而感動,為他嚴謹治學,不追名逐利的精神而由衷稱贊。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老一輩知識分子那種錚錚鐵骨,那種為治學甘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品格。

　　可以說,在功利主義泛濫的大潮下,仍然有人堅持以學術為己任,靜下心來搞研究,低下頭來做學問,這樣的人,才對得起“知識分子”四個大字。

　　從我國的歷史沿革來看,“知識分子”一詞,最早指的是古代讀書人。古代“士階層”的抱負是要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分憂,為民請命。現代漢語中的“知識分子”,則被解釋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在筆者看來,是否擔得起“知識分子”這一稱號,得看他運用所掌握的知識,為誰服務,為誰創造價值。

　　走進“象牙塔”,人們不難發現:一類大學的教授忙于跑項目；二類大學的教授忙于客串、講課,身兼數職；三類大學的教授則常常是有一官半職的人在客串。這種現象,實際上并沒有鼓勵專家教授埋頭做學問、專心教書育人的風氣。

　　不僅如此,走出“象牙塔”,社會上不少為名利說話的“磚家”也損毀了知識分子的價值。知識經濟時代,也在鼓勵專家教授把真才實學擺上市場的貨架。然而個別被輿論不屑的“磚家叫獸”,卻熱衷于販賣快餐文化,主動迎合“三俗”需求,這其實搭售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

　　中國是文明古國,知識分子在守護社會良知方面,擁有無可替代的“話語權”。然而,古人口中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腐朽低俗價值觀,在“磚家叫獸”那里成了奮斗目標,為金錢代言以及在評說社會現象時“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負能量”得到有效遏制,社會正氣才能暢通無阻。

　　還要看到,在我們這個社會,有堅守的知識分子,畢竟是多數。如何找回“象牙塔”的尊嚴?找回知識分子被遺忘的脊梁?讓他們重新成為社會價值觀的中流砥柱?代表著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心聲。

　　編纂一部字典耗時36年,靠一兩個像車洪才一樣的個體堅守,顯然不夠。同樣需要建設制度之籠,規范治學為人,確立新的價值評價體系,決不讓學術上的“老實人”吃虧。(劉晶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