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將在京滬穗等四地開展“以房養老”試點的消息，再度攪動輿論的波瀾。媒體報道時稱保險企業對此似乎并不熱衷，因這一業務面臨諸多風險，而網絡上的討論更是吐槽質疑聲占了上風，有網友甚至懷疑政府是否在甩包袱，把養老問題都拋給個人、企業……

　　養老是近年的持續熱門話題，每有類似新聞披露，都能引發公眾內心的漣漪。這不奇怪，統計顯示，至2012年底，我國已有60歲以上老人1.94億，并以每年600多萬的速度遞增。近年，各地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的報道不斷見諸報端，“最火養老院要排100年”的新聞更引爆輿論，既令人瞠目，也觸動“老不起”的社會焦慮。

　　昨日有報道說，江蘇常州市民趙女士，為照顧癱瘓的老父親，連請23個保姆都辭職了，送養老院要么拒收，要么費用高昂無法承受，無奈，趙女士一咬牙賣了住房，又東借西湊300萬元，自己辦起一家養老院，就為了讓像自己父親這樣“不受待見”的老人有個養老的去處。

　　人們常愛用“未富先老”概括我國當下的尷尬局面。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是整個社會都猝不及防地遭遇了老齡化“變故”：國家財力不足，養老機構和設施嚴重欠缺，社會保障基礎薄弱，許多家庭“空巢”，失獨、失能老人愈來愈多……所有這些，不僅拖累成千上萬的家庭，更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

　　在此背景下，出現對“以房養老”動機用意的質疑和反對聲實屬正常。平心而論，“以房養老”其實是為特定人群量身定制的商業化養老業務，它與社會其它的養老舉措并行不悖，在西方國家已經很成熟。而在我國，由于國情及社會觀念的差異，它確需先期試點探索。尤其是，在社會化養老體系十分薄弱的情況下，各種新型養老形式的探索都應予以鼓勵，并在發展中臻于完善。

　　值得重視的是，圍繞“以房養老”的爭議中，充溢著人們對社會養老現狀的不滿和焦慮。對此，作為社會管理者，不僅要傾聽，更要順應民意，積極應對。某種程度上說，當下的養老難題，也是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轉型中必須要邁過的檻。“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解體分化，“子女養老”面臨“空巢”困境，醫療、看護、養老服務等又嚴重滯后，緊迫的現實需求呼喚著社會化養老體系的加速構建。

　　在現代社會，養老絕非一己私事，而是社會生態鏈中必不可缺的一環。同時，養老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眼前最缺的不僅僅是養老院和護工的巨大缺口問題，更在于立法和制度層面缺乏系統設計。雖然有了《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以及國務院去年10月頒布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等，但由于沒有相關的配套政策，或者剛性約束不足，許多良善理念到現實中往往淪為“空頭支票”。在養老已成為全社會“短腿”的情況下，在財政投入、稅收傾斜、公共服務配套等方面，都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人生終有老。這一代老人年輕時大多經歷了艱辛生活的磨礪，能否讓他們優雅地安享晚年時光，不僅是家庭子女的孝心和責任，也體現著社會的良心和人性溫度。應對我國老齡化的快速發展，需要高效而又具現實針對性的社會決策。（閱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