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小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機會，更重要的是規范分配規則、營造公平環境

　　春節過后，一個段子在微博上流傳，“未來幾天，又將是秀蘭、翠花、桂芳、大強、二餅、狗剩們陸陸續續變回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的時候了”。在今天的流動中國，人們身份轉換的頻率大大加快，各種身份關系更加復雜多元。

　　流動性變化的背后，是兩種不同的環境和文化。前者是土生土長的故鄉，一個有千絲萬縷聯系的熟人社會；后者則是“高端大氣”的北上廣，一個彼此相對獨立的陌生人社會。在二者的相互切換中，從“秀蘭”成為“Linda”不容易， 而要從“Linda”變回“秀蘭”可能更難。這幾年，許多人先是“逃離”北上廣，后又“逃回”北上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于是，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高消費，一方面卻是中小城市的人才緊缺。年輕人“折返跑”的背后，有著種種無奈；而中小城市人才只出不進、多出少進的現狀，則是亟待解決的發展命題。尤其是，當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明確“以中小城市為重點”，中小城市既蘊藏著巨大發展潛力，也成為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形成正常、合理的人才流動？中小城市如何吸引高素質人才回流？這直接關系到中國城市化的內涵和素質。

　　“大城市有機會，中小城市要拼爹”。一位北漂情緒化的感慨，折射出一種客觀現實：大城市的艱辛，小城市永遠不懂；而小城市的關系，大城市也很難解開。相對于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的人情、關系更濃。開車的人都知道，同樣是酒駕，在北京很少有人敢以身試法，在中小城市則可能心存僥幸，因為總能找到關系。許多人回到中小城市工作，發現自己已不適應，因為在一個熟人社會，做事往往講關系、論人情，個人的努力常常陷入關系的重圍。類似的看法或許偏激，卻反映了人們對某些現實邏輯的隱憂。

　　法學家梅因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北上廣處于中國現代化最前沿，經濟發達、國際化程度高，基本上是“陌生人社會”，人情、關系的重要性相對降低，個人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沒有關系的年輕人也可以找到晉身之階。相形之下，現代化水平不高、市場化程度較低的中小城市，資源更多集中在政府手中，“關系”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這些年來，媒體爆出的“蘿卜招聘”、扯出的裙帶關系，出自中小城市的比例明顯要高。試想，如果有關系，就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沒關系，草根逆襲只能是鏡花水月，中小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從何而來？

　　在這個意義上，與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優勢不只是高樓大廈，更在于相對公平的契約關系。反過來講，提升中小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機會，更重要的是規范分配規則、營造公平環境，用法治思維、規則意識取代地域情結、人情關系。一方面，從市場經濟秩序著手，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構建全面開放、自由競爭的就業環境；另一方面，從社會法治秩序著手，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從源頭上治理“拼爹”背后的“拼權”現象。

　　古人說，“公則四通八達，私則一偏而隅”。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更加注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應有的利益，我們的社會才有活力，中小城市也才會有吸引力。是身份和關系決定命運，還是努力和奮斗創造未來？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踐，已經給出了堅定選擇。鞏固和壯大這一社會進步主流，讓個人奮斗突破“關系重圍”，讓公平正義普照中國大地，才能讓更多人看得到希望、摸得到未來、守得住理想、圓得了夢想。(人民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