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面對科技發展帶來的倫理挑戰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從總體要求和倫理原則來看，它深刻體現了生命至上和人民至上理念。從具體實施方案的可操作性來看，它系統論述了全面提升科技倫理治理能力和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的具體措施，繪制了為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系提供制度保障的路線圖，為我國抓住第四次技術革命的發展機遇，系統防控科技研發與推廣應用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引領高質量發展和加快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價值導向。

　　從人類文明的演進史來看，科學技術總是沿著反自然選擇的方向發展，它們不僅不斷賦予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而且不斷提高人類救助弱者的能力，與此同時，也在不同程度地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乃至認知方式。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當科學技術的發展憑借自身的力量，逐漸滲透到人類的一切活動中，并建構了自己的優勢體系，成為人類生存的底色或重新塑造人類生活的環境時，它們就會反過來主導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成為評判其他人類活動的新視域，從而導致人類價值觀的深刻變化。這就要求我們重新反思自己、重新概念化人與技術的關系，需要對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進行適當的倫理約束，乃至法律法規的管控。

　　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深化發展，已經使我們生活在與各種智能設備交互作用的新的歷史階段。然而，當這些高新科技越來越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時，我們的生活乃至文化就開始從依賴于自然物的這一端發展到依賴于智能人工物的另一端，從而形成了人為制造的文化氛圍和人工世界。在這種背景下，人為造就的文化暗示和價值誘導，不僅能夠改變我們對生活世界的理解，而且也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待技術的態度。

　　從哲學的視域來看，一方面，當基因編輯、腦機接口、神經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將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從過去只是改造外部自然（自然界）拓展到今天能夠改造人的內部自然（身體與思想）時，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關于人的身體技術化和精神技術化的問題；另一方面，當由這些技術組成的硬技術群與各類算法組成的軟技術群的匯聚融合，為相關利益方布局與推進新的產業體系提供現實可能時，我們就會迎來一個由全要素仿真和虛實互動融合并能提供沉浸式感知體驗的數字世界，所謂的“元宇宙”就是如此。這樣的數字世界既是一個感知“投喂”的理想世界，也是一個游戲化的享樂世界，當我們沉迷于獲得沉浸式感知體驗時，我們就有可能潛移默化地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人的身體技術化而言，《孝經·開宗明義》中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視為行孝之始。但是，當人類有能力對身體進行技術改造或設計時，我們是否應該恪守這種傳統道德律令，就成為生物保護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激烈爭論的話題。這些爭論的實質在于，人類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允許人的生命從生物演化和文化塑造發展到技術設計階段，比如，人在出生前接受基因編輯，在出生后進行身體上的審美整形等。生物保護主義者倡導建立《保護人類物種公約》來禁止對人類物種進行人為改變；超人類主義則主張運用技術克服人類的生物缺陷和拓展人的能力，乃至追求永生。身體技術化帶來了我們對人的自然權利、公平、公正等問題的重新理解。

　　就人的精神技術化而言，精神的有形技術化是指通過情緒類藥物或技術獲得精神慰藉；精神的無形技術化是指通過智能設備、智能環境感知精神愉悅、獲得精神滿足。精神的無形技術化比有形技術化帶來的問題更具有潛在性和隱匿性。我們在設計和創造智能設備和環境時，需要學會在智能人工物的秩序中健康生活。我們對人類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人工情感問題的反思，會對社交、護理等機器人的研發與推廣提出新的倫理要求，對人的專注力和感知力是否應該被商品化的探討，會對“元宇宙”等人工世界的產業化發展提出倫理約束。

　　科技發展，倫理先行。當代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倫理挑戰，不僅像全球氣候變暖所帶來的問題一樣，是關乎人類文明未來的大問題，而且使得“什么是人”“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以及“應該塑造什么樣的人類文明”等深奧哲學問題，轉化為當代科技如何確保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實踐問題。當以人為本的科技倫理治理理念成為人們看待問題的“透視鏡”時，我們的生存環境就從“技術環境”轉向“人文環境”。雖然這一過程依然任重道遠，但這種努力必將被證明對未來人類文明具有深遠意義。

　　（作者：成素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