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名義收入提高了，但實際收入在下降
扣除通脹率等因素，盡管上海居民的名義收入是提高了，但實際收入在下降。緩解低收入人群生活壓力，除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外，還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
2月27日，上海市政府發布消息稱，將從4月1日起，分別提高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據了解，除上海外，今年北京、天津、四川等地均上調了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業內專家認為，緩解低收入人群生活壓力，除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外，還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
多地上調標準
從4月1日起，上海市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將從1280元調整為1450元，增加170元，高于去年的16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11元調整為12.5元。這是自1993年建立最低工資制度以來，上海市第19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上海市有關負責人表示，上海市月最低工資標準不包括勞動者個人依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也不包括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加班費，中班、夜班、高溫、低溫、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等。
在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上海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將調整為每人每月570元，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將調整為每人每月430元。這是1993年上海市建立低保制度以來，城鄉低保標準調整金額最多的一次。
據記者了解，除了上海市出臺提高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方案外，今年北京、天津和四川等省市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小時不低于6.7元、每月不低于1160元，提高到每小時不低于7.2元、每月不低于1260元；天津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月1160元提高到1310元。
企業負擔或加重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增加民眾的收入水平和購買力，緩解物價上漲所帶來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將導致企業支付的勞務報酬增加，加大企業的生產成本。
華東師范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徐長樂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是國際大都市，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調整社會關系，拉近社會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提高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但這樣又造成了企業勞動成本的上升。”
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宋頌興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時認為：“有兩種方式可以解決成本增加問題：一是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政府降低稅收。”他強調，改革稅制非常必要，中國稅制主要以流轉稅為主，而流轉稅的最后承受者還是落到勞動者身上，即主要體現在商品價格上。
還需配套措施
盡管上海市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將從1280元調整為1450元，但對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今年物價上漲的壓力仍然較大。
上海一位姓胡的女士對記者表示：“春節期間菜價漲了許多，尤其是豬肉價格。在上海，一個普通三口家庭，除去請客等日常非必需開支，保障生活開銷每月至少需要2500元。”
宋頌興表示，扣除通脹率等因素，盡管上海居民的名義收入是提高了，但實際收入在下降。
“除了確立勞動者最低工資以外，還需要其他的一套配套措施。”徐長樂補充道，“低收入者之所以收入低是因為他們不具備良好的技能，因此除了工資外，他們還需要有相應的技能培訓。而對于低保人群，也需要有配套的醫療、教育體制。社會要維穩，就需要團結起來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本報記者 趙怡雯 實習生 董俐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