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汪辜會談將屆20周年之際，民革上海市委、華東師范大學兩岸交流與區(qū)域發(fā)展研究所26日在上海舉行學術座談會，對汪辜會談的歷史意義及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其間滬上專家或多或少地“重提舊事”，對汪辜二老于談笑間化解復雜問題的勇氣與智慧甚為感佩。
“可以說汪老不僅在做藍營人士的工作，他也在做綠營人士的工作，做臺灣各方人士的工作，這開創(chuàng)了先例。”言及汪道涵對兩岸關系發(fā)展的貢獻時，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這樣表示，“他可以和任何人談，但談并不代表沒有原則，相反他的原則性很強。”
據(jù)黃仁偉回憶，在一次與臺灣綠營人士會面時，汪老一上來就先發(fā)制人：“你要談‘獨’？還是談‘統(tǒng)’？”面對如此發(fā)問，會面的綠營人士當即懵了，“他既不能當著汪老的面談‘獨’，但統(tǒng)又不符合他的主張，這充分說明汪老在與臺灣各界人士交往過程中具備極強的原則性。”
在談到20年前汪辜會談的意義時，黃仁偉認為，兩岸的問題不能不急，卻也急不得，處理當中的分歧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
從事多年兩岸新聞報道的華東師范大學兩岸交流與區(qū)域發(fā)展研究所所長曹景行，從汪辜會談時的一張照片說起，“當時雙方共簽署了4份文本，簽署文本總是要填年、月、日的，可填了月和日，獨獨空了‘年’，因為不知道填哪種紀年方式，就說回去自己填。”曹景行感慨，這足見當時互信之脆弱，破冰融冰之艱難。
他認為，20年前的汪辜會談就像錨一樣將兩岸關系穩(wěn)定下來，就算在1994年至2008年間兩岸關系一度急劇下滑，“但是守住了一道防線，即便臺灣政黨輪替，他們想倒都倒不回去”。
上海臺灣研究所執(zhí)行副所長倪永杰將20年前的汪辜會談稱作“一個典范”。他將其后的啟示概括為四點：首先汪辜會談明確了“一中框架”是兩岸談判的前提；其次以民為本、為民謀利是根本宗旨；再次兩岸應本著務實的態(tài)度擱置爭議，求大同存小異；最后應與時俱進地全面發(fā)展兩岸關系。“未來應鞏固基礎，累積和平發(fā)展的民意，民意越強大，兩岸關系就越能朝前走。”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兼臺港澳研究所執(zhí)行所長嚴安林早前在接受中新社記者獨家專訪時也曾回憶起20年前會談之點滴。“外界不知道當時計較到什么程度，比如會談選址，臺灣方面不愿意到大陸來，覺得有主客之分，海協(xié)會則認為島內條件不具備，最后才找了和兩邊關系都不錯的新加坡。就連選擇會場也要求有兩個門，說好一個時間同時從兩個門進去，這樣就不存在主客之分了。”
嚴安林常說“汪辜會談一小步，兩岸關系一大步”。他認為，抱著解決問題的心態(tài)坐下來商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兩岸關系中客觀存在的政治障礙在影響兩岸交流的深入，如何尋找解決分歧的辦法是推動兩岸關系制度化必須跨過的門檻，應該務實來面對和協(xié)商處理客觀存在的分歧，當務之急是對話，汪辜會談提供了這樣一個啟示，是一個典范。(記者 李佳佳)
